之前已曾撰文說過，自恢復通關以來，香港在旅遊業發展的問題上，既有人積極給出各種吸客建議，亦有人跳出來撥冷水唱反調。除了早前有退休高官跳出來，呼籲政府「與其費心力在旅遊，不如做好商貿物流和金融」，說得兩者仿似不能同時兼顧之外，近日又有人在報章撰文，引用西方近年出現的「過度旅遊」及日本的「旅遊公害」概念，提醒當局要「預視」旅客湧入觀光勝地，為社區帶來無法負荷、當地生活品質下降、環境遭破壞的負面影響。
撇除提出者的寫作動機，刊登文章的媒體立場，本身也是可堪玩味。熟悉香港輿論生態之人，都知黑暴爆發之前，立場傾向反對派的媒體，本來便不是只有黎智英的壹傳媒，所以在香港建立國安法制之後，便有媒體煞有介事地於評論末段，引用煽動意圖罪訂明的豁免條款，以為可以作為「免責聲明」。然而，這段聲明除了惺惺作態，並不能真正的免責，因為根據〈Fei Yi Ming & Another v the Crown, [1952]〉一案，煽動罪毋須證被告有煽動意圖，即使被告沒有意圖，單純引起憎恨或藐視已可視作干犯煽動罪。
當然，指出所謂的「免責聲明」沒實質法律效力，並不是要證明對方在刊登煽動文章，而是論析對方因其既定的編採立場，傾向刊登唱反調的文章，但又擔心惹上官非，才會如此「又要威又要戴頭盔」。我們也不宜先入為主，認定所有撥冷水的評論，均沒參考價值。可是稍為了解香港回歸後政情的人，都會發現故作高深地引用所謂西方的「過度旅遊」概念，其實質內涵並不新鮮，說到底便是某些經濟發達地區，因為旅客湧入而觸發的排外情緒，本質上仍是一種山頭主義的無病呻吟。
大家因此便不難發現，文章雖拋出了外來的概念，還故作客觀地引用其他地區的情況，其核心觀點跟十多年前，所謂本土派反對內地自由行旅客訪港的說法，實際上真是一模一樣，不過是把敵視外來人的情緒，編一些貌似合理的理由。所謂「過度旅遊」，不外乎是部分人認為，所謂「外來人」來得太多，使所謂本地的居住和市場生態遭受破壞，而如此說法的背後，其實已隱藏了一個誰是「外來人」的定義問題。
不要以為這個問題很簡單，因為這涉及本土派最在意的何謂「本土」。在該篇文章中，作者其實早已預設前提地認定，所有入境者皆是被標籤為遊客的「外來人」，但內地跟香港同屬一國，在香港以外的其他地方，其公民一國之內的跨城往返，本來便應視為常態，情況猶如元朗居民到銅鑼灣購物，總不會被人說成是「過度旅遊」一樣。是故，即使作者無意製造香港與中國其他地區居民之間的對立，本身也是區分一國之內的公民，把同屬一國的非本市居民標籤為外來者。
除此之外，該文表面上雖貌似客觀，但是何謂「過度」，何謂「超出負荷」，怎樣界定所謂的「本地生活品質」，作者根本沒有提出任何可量化的客觀數據。如此一來，作者口中的平衡，所謂的「高質素旅遊」，也不過是語意曖昧的空廢言辭，沒有任何可以衡量的客觀標準。再者，作者即使貌似提供了數字的觀點，也是不夠精準，例如對方提到「香港北區也曾經歷每走幾步就有一間藥房」，但假定對方所指是區議會分區中的北區，其面積也達137.31平方公里，有可能「幾步就有一間藥房」乎？
是故，本欄雖無意全盤否定「過度旅遊」此一概念，但不能偏離數字化管理應有的客觀準則，更不應合理化當年本土派的主張和行動，例如文章便以把本土派當年的「光復元朗」、「光復屯門」，說成是「香港北區也曾經歷每走幾步就有一間藥房，北區居民自行驅趕水貨客的境況」，但撇除「每走幾步就有一間藥房」實為誇張外，當年實情真的是參與者皆為「北區居民」，對方真的只是在「驅趕水貨客」，其行動真的是「自行」，而非本土派有組織煽惑嘛？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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