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兩篇文章提到，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早前接受專訪時表示，《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硬的一手」已經做好並有成效，因而想知中央何時會有「軟的一手」，贏回香港人心。與此同時，他又回應之前鬧得沸沸揚揚的特首「協商論」時表示，除非有權威人士、中央領導出來否定特首普選作為最終目標，否則普選依舊是《基本法》的最終目標云云。
上述論點的問題，之前的文章已有所述，在此不贅。與此同時，曾鈺成在這次專訪中，其實還提到一種所謂「溫和派」常說的論點，那便是：每逢談到香港問題，都會必定提到重啟政改，而且認為特區和中央政府都同時有責任，都要先建立起和民主派溝通的意識，並且主動和非建制陣營建立溝通渠道。
然而，曾鈺成不論怎說，也是所謂的建制派，總不可能不承認中央的香港政制發展決定權，是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的一部分，即是他口頭上不會反對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8.31決定，亦應知道人大常委會不可能收回此一決定。我們亦應知道，原則問題不容談判，而泛民只要不接受8.31決定，便等於不承認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有甚麼對話和溝通的基礎呢？
其次，曾鈺成自己也知道，當年政改方案被泛民否決，是他們在「2014年傘運、2015年表決政改期間群情洶湧，當時不可能支持8.31框架下的政改」。既然他們之前不接受8.31框架的背後，有着自身的政治盤算，未來他們也會因為害怕選票流失，而不會「轉軚」支持8.31框架。若在立法會組成方法不變的情況下重啟政改，最終又是被對方否決收場，究竟又有何重啟的必要？
其三，曾鈺成自己也在專訪中承認，香港其中一個重大的深層次矛盾，是貧富差距於回歸二十多年有所擴大而非收窄，必須在管治思維和政策上作出改變，而熟知階級學說的曾鈺成也應知道，港府若是作出此一變革的話，必然會觸碰到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在上述改革尚未完成前，曾鈺成便急於建議重啟政改，使香港社會重回難有結果的政改爭拗之中，若他不是為了服務某些人，為其轉移視線之外，其目的又是為了甚麼？
當然，曾鈺成最讓人感到莫名其妙的地方，在於他作為所謂的建制派元老，竟然認為港府乃至中央都有「責任」，去主動跟非建制派溝通。可是，非建制派顧名思義，是香港的在野派系，究竟哪條法律條文規定，或至少是甚麼理論說過，港府和中央的執政一方，去跟非建制派溝通，是一種所謂的「責任」？曾鈺成沒有提及。
另一方面，世上不論哪個黨派，其實都是為了取得治權而存在，執政派系和在野派系因而從本質上而言，是難以共存的政敵，所以即使在西方國家，我們也甚少聽過執政派系主動跟在野派系溝通，最多是跟政見相近的政黨合組執政聯盟，但是對於立場不同的在野派系，依然是用盡各種方法打擊對方，從而保住執政地位。
曾鈺成有趣的地方，在於他所創立的民建聯，在行政會議有其席位，好歹也屬港府執政聯盟的一員。可是，他竟然經常性地建議港府和中央跟在野泛民溝通。普通市民有這種想法，可能只是政治幼稚病，但是曾鈺成作為建制派元老，有此想法便不只是政治幼稚病，而是政治身份上的認知錯亂，更會讓人思考，他說這樣的話，動機又是甚麼。
畢竟，現時所謂建制派的誕生，是為了應付港英政府在回歸前引入立法局直選議席，泛民隨之而崛起的政治局面。是故，建制和泛民之間，其實似乎有着某種「唇齒相依」的關係。在此情況之下，作為建制派元老的曾鈺成，竟然不斷為泛民說好話，意圖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為對方尋求生存空間，好讓所謂建制派在將來，還可以繼續「養寇邀功」，便變得不再奇怪了！
文：陳凱文
學研社成員，香港投資日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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