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悉，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建議作出架構重組，由原來的「3司13局」，增設為「3司3副司15局」，年增薪酬開支9,500萬。坊間有學者認為，這種架構澎張，反而會影響施政效率，使政府部門更難協調。
回想20多年前，回歸之初，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孤身一人入政府，港府公務員高層以什麼「程序公義」而「集體怠工」，且不斷以「公務員政治中立」等口號推卸責任及與特首對着幹。當時，董老先生提出「問責制」，決定引入問責官員來管治政府。
當時，筆者尚在大學裡，記得在一次校內的時事討論中，有讀「政政」(「政治與行政學系」) 的一名學生 (據聞是成績最好的一位，也是最活躍於校內時事討論的一員)，不斷批評「問責制」，認為這機制只會破壞原來有效率之公務員體制，反而拖慢了施政。這名學生雖然似在發表自己的高見，但其實只是在複述當時香港大部份「戀殖」學者之講法。記得這名學生長篇大論的「拋書包」，卻連最基本及簡單的做事原理也不懂，就只是被「洗腦」般不停重複的說「肯定會拖慢施政」，然後破口大罵，但卻說不出有意義的論點。
這「增加管理資源反而會拖慢施政」的講法，20多年前與今時今日，都沒有大改變。這證明香港人的水平，一直都沒有進步過。
其實，這種「架床疊屋」的改革方式，是溫和改組的一種，古今中外歷史皆有。當原來的機制「難泥扶不上壁」，但我們又不想把之「打至稀巴爛」，便唯有「架床疊屋」，並逐步取代原有的機制。古今中外的改革均是如此，至於能否成功，則只能看實際上如何執行。當年這位讀「政政」的「高材生」，僅停留在大方向層次的討論，依然無法看懂「問責制」，一不讀「歷史」，二不懂「常識」。我從此對讀「政政」的人都存有偏見。這「高材生」後來好像加入了《蘋果日報》，但其下場怎樣，我卻不清楚了。
直至很多年以後，我有幸認識某位現任立法會議員，得知原來他當年都是在同一所大學讀「政政」的；只見他博古通今，曉暢軍事，我才開始對讀「政政」的人改觀。
李家超的「架床疊屋」能否奏效，要看執行的細節及人事安排，現階段很難作出判斷。香港坊間的反應為何如此差勁呢？除了既得利益者，20多年以來如常「放風」狠批「新制」，抗拒一切「改革」之外，就是回歸以來港府的施政及改革皆不順利，大家早已失卻信心。然後，港人的眼裡就只有錢，當很多人看到改革涉及增加每年開支達9,500萬，自己又無法「分一杯羹」，自然會「眼紅」起來，便紛紛扮起「莫測高深」，搖頭嘆息的批評一番。這情況屢見不鮮。
值得一提的是，除局長有副手外，原來的司長再增設副手的做法，有很強烈的「帶兵打仗」之感覺。李家超出身警隊，尤與行軍打仗時，萬一任何一位將軍墮馬，立刻有副將軍頂替。副將軍再被殺，又有副手頂上，才可確保統帥如肩使臂、如臂使手。一方面可把所有人的權力分散，並互相監督，有助中央集權。另一方面又可確保政府執行之「連續性」。
當然，筆者雖然以「帶兵打仗」作為比喻，但只是強調其執行性質。儘管李家超先生是警隊出身，但他在警隊高層時已算是「文官」。坊間妄談什麼文武之分，根本是「得啖笑」。
文：寒柏
從事金融業，自由撰稿，醉心武俠小說創作；近期發表《汴京遊俠傳》、《獵頭交易》、《清明上河記》和《天人》等小說。著作還包括《金庸雅集：武學篇》和《金庸雅集：愛情、影視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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