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一份報紙出了篇評論文章,標題是《香港為何變成「趕客之都」?》。嚴格來說這只是一片個人評論,不能戴帽子說代表新加坡立場。「趕客之都」。說句公道話,香港餐飲業服務態度差,不是今天的事情,「趕客之都」這說法也不是今天才有。只是這篇文章正好發表在內地擴大來港自由行城市,香港天天說要搞活旅遊業的槍口上,所以才放大了這四個字的關注度。
小弟不才,本身就是基層家庭,家中幾個至親都曾經或正在從事餐飲業,不是老闆,正正是作者口中那些「長期憤怒」的人。可以說,這些人「長期憤怒」是很多社會原因的綜合反映,不是簡單一句改善服務水平、搞個禮貌運動就可以解決。
香港的這些餐飲業從業員,人工低待遇差嗎?不算。之前電視台做節目說申請公屋的入息限額太低,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做洗碗工月薪平均都有一萬五,餐廳侍應稍為高一點,萬五至二萬吧,視乎什麼餐廳,高級餐廳肯定更高。香港的人工結構是:藍領高、白領低。與深圳相比,香港餐廳侍應的人工是深圳餐廳侍應的三四倍,深圳餐廳侍應只是3000至5000元人民幣。但白領就要視乎行業而言。以傳媒業而言,我十幾年前就從香港傳媒跳槽去深圳傳媒,當時人工已經是深圳比香港更高。現在很多IT、金融等行業,深圳的人工不比香港低。因此相對而言,你說這班餐飲業從業員,待遇很差嗎?深圳的餐飲業從業員,處於全社會收入中位數更低的一個排名水平,為什麼港人都說深圳服務態度好?為什麼我們又口口聲聲說,香港餐飲業營商成本高?可見把原因歸結為收入低,不公道。
房屋、爛賭、傳媒都是原因
但居住是確實比較差。香港樓價太高,樓價與人均收入的比例,長期以來都是世界第一。據我說知,不少餐飲業從業員都是住在劏房、公屋。前者居住空間尤其狹窄,心情不好是必然。
還有是年齡因素,內地一線城市還有一點點人口紅利,雖然全國是人口老化,但年輕人都集中在大城市。深圳的餐廳侍應,平均年齡遠比香港的低。一個單身在深圳打拼的人,和一個有子女讀書返學的中年婦女,生活壓力差很遠。後者一邊上班伺候你班食客,一邊還要想著家中一大堆家務沒做。
還有很複雜的文化因素。據我所知,香港男性餐飲業從業員,賭博的風氣頗嚴重。爛賭鬼肯定不是好的服務業從業員,因為他贏了就飄飄然,覺得自己很快會發達,沒心情服務你;輸了錢本身都想找人發洩,不駡你已經算偷笑。香港雖然不是澳門這樣的賭城,但澳門是給外人賭,香港是大量基層人士以爛賭買個希望,然後希望不斷變失望。
傳媒多年的浸淫和引導也「功不可沒」。香港基層勞動力,大量來自幾十年來廣東、福建一帶的人,大部分是結婚夫妻團聚來港的。這些勞動力,多數來自當地基層家庭,文化和受教育程度不高。來了香港之後,香港早年大眾傳媒普遍以散播負能量為己任,喜歡罵政府、罵這個、罵那個,無日無之。長此以往,這群來港浸淫多年的基層群眾,也養成了一種負能量滿滿的定式思維。在家都是天天罵人的,在外也忍不住啊。
行業老化問題。茶餐廳、酒樓一類,是香港比較老舊的餐飲模式,食客、從業員年紀都大了,勞動力市場有點兒一潭死水,來來去去就那些人了。年輕人不會願意去那些地方做,反過來做的那班人也不怕你老闆炒他們,反正東家不打打西家。
以上這些原因,都是過去多年我與這些「長期憤怒」的從業員親身接觸總結出來的,很多情況,局外人不知道。這些原因哪些是主因哪些是次要,應該還是物質方面為主。但以居住為例,香港現時的人均居住面積大幅低於其他城市,就連中產階層,一家人都只是住個四五百平方呎的房屋,你要這些基層從業員擁有有尊嚴、有空間的居住環境,請問屋從何來?
向前看 新式餐廳有改善
至於老化因素、文化因素,都是香港幾十年積存下來的欠債或者說共孽,不是誰可以改變的,只能交給時間,現在做好,寄希望於以後下一代越來越好。
說句公道話,這幾年來,我感覺香港餐飲業和服務業的態度有所改善,如果去一些比較新派、年輕的餐廳,服務水平挺OK,不會比深圳差很遠。部分原因也是因為這些餐廳都用了手機點餐了,科技部分代替了人手,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少了,只要等上菜就可以了。但如果是舊式酒樓,你可能還是等沖茶、等落單都很難找到人,因此我很少去那些餐廳。
凡事需要向前看,總體上是有改善的,但老舊的一批人,要有大的改變是不可能的任務。
文:吳桐山
時事評論員、學研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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