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電子郵箱，看到一封被過濾到「垃圾郵箱」的電郵，內容為該航空公司有機會洩漏了我的私隱，所涉個人資料包括我的姓名、地址等，他們亦已通知「有關當局」及香港警察。天呀！我付款乘坐他們的航空公司，並不是要為我增添麻煩，付款買難受，而翻看新聞報道，原來近一千萬名乘客的個人資料被外洩，這不知道是「不幸」還是「遺憾」了。
洩漏客戶隱私導致損失個案，陸續有來，另一個電子錢包系統也遇到洩漏客戶資料，以致客戶蒙受損失的事件；一名補選候選人亦擬未有有效保障捐款者的資料，令他們的私隱在公共空間被披露。科技發達，但如果太依賴大數據的電子存檔，如遇駭客有計劃的入侵，私隱被盜和被不法取用的情況可謂防不勝防。
更遺憾的，「有關當局」仿如無牙老虎，現時，負責保障私隱的公共機構為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但原來現行法例跟不上科技發展，未有規定設立強制的通報機制，令公署工作顯得被動，甚至後知後覺；而公眾都很希望知道調查進展和受影響程度，但往往可被一句「公署正循規調查事件，不能披露調查內容」等官腔打發，是保障公眾還是窒礙受影響人士的知情權，又令事件衍生枝節。
私隱等同一個人的特徵，包括個人基本資料、生物特徵、收入、喜好或消費模式等，不能亦不可輕易被公諸於世，否則如同在「赤身露體」於人前，既然在收集客戶的個人資料時，須要簽署聲明，這一聲明便是一個有效的法律文件和承諾，而這些權利義務是雙向的，違者須被追究法律責任，不能只是一個道歉或不了了之。
事件或只是冰山一角，既然「有關當局」也只是一個「存檔備案」的單位，而涉事公司亦未能評估私隱被盜將對受影響客戶帶來多大的損失，或何時才有損失，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受害者，修訂《私隱條例》在所難免，諮詢大眾時須檢討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角色，強制設立通報機制，要求加強企業資訊保安，也要限制企業在縮減成本而把客戶的個人資料「外判」到承辦商或轉移境外「儲存」等。
昔日，部分企業又要限制客戶簽署收集個人資料的聲明，否則不會向客戶提供服務，目的出於「免責」而非「保障」，對客戶毫無保障，這未免太霸道；東窗事發後，皮球又踢來踢去，客戶有冤無路訴，要解決的是問題，以及防範個人資料被不法挪用招損失，一個又一個敷衍又官腔的回覆，無補於事。所謂「冤有頭，債有主」，假若客戶因資料被盜而蒙受其他損失，只要在法定限期內證明損失與私隱被盜的因果開係，便可向疏忽管理的營運者追究民事責任和索償，現在怎樣撇清責任或與資訊保安承辦商割蓆也好，屆時法院將釐清事件的權責。
文 : 朱家健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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