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提到，特首李家超雖把「鞏固法治核心價值」，放在首份施政報告的首章之內，卻沒具體的司法改革。另一方面，施政報告雖強調要「築牢安全根基」，卻似乎沒發現《港區國安法》在司法實踐過程中，法院其實已不下一次的「摻沙子」。以早前的黎智英保釋申請為例，當時終審庭擅自釋法，雖令黎智英申請保釋失敗，卻為後來准許部分反對派政客保釋，開了方便之門。
舉個例子：47人組織或參與民主派初選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一案中，便有15人成功申請保釋，其餘32人的保釋申請，除首被告戴耀廷自行撤回外，其餘均被駁回。耐人尋味的是，32人當中除了幾位是初選舉辦者之外，其餘都是初選參與者，部分獲准保釋的人，更曾簽署所謂「落墨無悔」聯署，承諾當選便會無差別地否決政府的所有法案或預算案。
如此一來，為何有簽者何獲保釋，不簽者不獲保釋？法官當時是以什麼樣的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人保釋後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呢？我們難以知曉，只知道十五人當中的鄒家成與余慧明，因違反保釋條件再度被捕並被撤銷保釋繼續還押，反映法官當時批准二人保釋，某程度上是一個錯誤，亦反映法官是否批准國安法被告保釋，更像是建基於法官的主觀判斷。
之後的何俊仁獲准保釋，其實亦有同樣的問題：對方有被捕前主動停止作出涉嫌犯罪的行為嗎？有阻止他人作出涉嫌犯罪的行為嗎？有主動投案自首嗎？有如實供述自己作案情節嗎？還是轉做污點證人呢？如都沒有，法官是以健康作為保釋理由嗎？如是者，對方是因為患上失智症一類疾病，因而變成精神上無行為能力？如是對方神智清醒，法官相信對方保釋後不會實施危害國安行為的充足理由，究竟又是什麼？
上述兩個案例均已顯示，法官是否批准被告保釋，似乎純粹建基於主觀判斷，其原因自然是《港區國安法》第42條並沒詳述「充足理由」的定義，但香港法院若真是對此一條款存在疑問的話，理應根據《港區國安法》第65條提呈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而非單憑法官按其個人詮釋或理解，釐定何謂「充足理由」的保釋標準。
另一方面，雖說終審庭在處理黎智英保釋案中，曾經釐清《港區國安法》第42條跟本地《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條之間的分別，但沒為國安法條文所提及的「充分理由」，訂下任何保釋條件方面的指引，致使法官在後來判案時，更像是按照其主觀判斷而決定是否批准被告保釋，甚至因此而遭到部分反對派寫手做文章，質疑部分被告獲准保釋，背後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
更重要的是，國安法疑犯是否獲准保釋的問題上，似乎沒有一套客觀標準，只是香港法院擅自解釋《港區國安法》的其中一個惡果，透過擅自釋法，來為部分《國安法》罪成的被告人製造各種減刑渠道或理據，令《港區國安法》的阻嚇力被「閹割」，才是另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只是為免本文篇幅太長，影響其可讀性，只好遲點另撰一文再說。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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