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提到，隨着港府重啟廿三條立法，喜愛將自己打扮成「開明左派」的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又像過去一樣跳出來大唱反調，質疑立法後的「煽動意圖」，禁止引起港人與內地居民之間的不滿與恨意，是所謂的「打擊面太大」。然而，此一法例其實早已存在，現時港府只是將舊有條文進行法律適應化，他亦忘記了他過去提議廿三條分階段立法時，也不過是建議更改舊有條文的字眼，而非主張廢除。
當然，曾鈺成大可以說，過去主張保留禁止煽惑陸港矛盾的條文，不代表他不能「覺今是而昨非」，所以不能算是打倒昨日的我。是故，我們實在有必要說明，觸發陸港居民之間的矛盾和恨意，究竟對於香港和國家安全來說，將會帶來什麼問題和隱患，從而論證立法禁止煽惑的必要，以及探討相關條文的入罪門檻是否過低，才能從根本上剖析保留條文是否真的如曾氏所言，存在所謂「打擊面過大」的問題。
那麼，煽惑陸港居民之間的矛盾，究竟有何問題呢？認識世界近代史的朋友，便會知道大多數分離主義者，都愛用三種手段推動獨立運動：一是強化某個區域內的居民並非同一族群，而是存在差異，譬如強調膚色、髮色或其他體徵上的不同，若體徵上差異不大，則在語言、文字、習俗，乃至在生活習慣上做文章，以便於區分誰是屬「非我族類」，從而讓他們想推動獨立的族群，建立起歸屬感和「主體性」。
二是透過製造各種刻板印象，有時甚至會用上誇張或失實的貶損手段，醜化同一區域或不同區域內之其他族群，藉此建立本族群的優越感之餘，激起本族群對其他族群的歧視與惡感。第三種則是從政治或經濟角度入手，營造本族群正被剝削甚至被壓迫的印象，其生活甚至存續都正在受到威脅，藉此激起其族群成員的反抗情緒，從而支持他們的分離主義的主張和行動。
正因如此，大家若非善忘的話，便會記得2019年黑暴發生之前的10年，反對派當中的部分右翼分子，已在積極地掀起所謂的「本土思潮」，所用的基本上都是上述三種手段：先是宣傳香港有所謂的本土文化特色，然後透過挑動繁簡和粵普之爭，一邊製造港人與內地居民之間的文化差異，另一邊營造香港正面臨所謂「文化入侵」的印象。及後，他們又用以偏概全的方式，炒作內地自由行旅客的負面訊息，再透過散播新移民是來港「換血」、「搶資源」的陰謀論，誘導部分港人歧視或厭惡所有內地居民。
換言之，2019年的修例風波從來便不是偶發性事件，而是反對派右翼長年累月地挑動陸港矛盾，藉此鼓吹「港獨」主張的陰謀，特別是在2014年主流反對派策動的「佔領中環」失敗後，屬於右翼的本土派質疑「非暴力抗爭」的成效，開始主張所謂的「勇武抗爭」，並在2016年新春策動俗稱「魚蛋革命」的旺角騷亂。自此，香港已被埋下反對派乘勢策動大規模叛亂的種子，港府修訂《逃犯條例》，不過是激發對方支持者排陸和反共情緒的導火索而已。
由此可見，煽惑港人與內地居民之間的矛盾和恨意，本來便是反對派右翼過去常用的鼓吹「港獨」手段。即使現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和完善選制之後，反對派基本上已在建制內絕跡，亦未必敢再公然宣揚「港獨」，但不代表反對派及其支持者在港從此消失。另一方面，既然歷史早已證明，煽惑陸港矛盾可作為激起他人萌生分離主義情緒的手段，再加上香港奉行一國兩制，生活方式上確實跟內地存在差異，若不加以規管，任由其肆意散播的話，誰能保證反對派在將來不會再鬧一場「港獨」性質的叛亂？
最後有一點必須重申，禁止煽惑族群矛盾，在港英時代其實早已存在，只不過禁止煽惑憎恨的對象，是英國及其殖民地的居民。與此同時，不少多民族的西方國家，都有禁止發表煽動族群仇恨言論的法例，如：加拿大和澳州都有仇恨言論罪 (hate speech)，因為煽惑族群矛盾，不但有機會觸發分離主義運動，還有可能帶來族群之間的歧視，甚至最終有可能觸發族群之間的仇殺。是故，即使單純從社會安寧的角度而言，禁止煽惑陸港之間的居民矛盾，都不可能是「打擊面太大」，而是有其必要。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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