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近日的大新聞是最高法院裁決推翻「羅訴韋德案」，並將墮胎的合法性問題留給了各州應對。這一裁決顛覆了近50年前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先例，是一個罕見的逆轉，更嚴重挑戰當政民主黨的主流價值。
對最高法院裁決的後續影響，這一周已有海量的文章從法律、民權、選擇權、生存權、中期選舉等角度分析，筆者今天不拾人牙慧，試從一個研究談談美國的墮胎影響。
2000年左右，美國迎來了一波犯罪率大跌，當時不少分析都歸功於嚴格的槍支管控、更多的死刑判決、更大的警力投入和更全面的科技應用，使逮捕罪犯的成功例子增多等，但美國的經濟學家史蒂芬．李維特（Steven D. Levitt）認為以上這些都有效降低了美國的犯罪率，但還不足以充分的解釋犯罪率下降的根本原因，他在成名大作《魔鬼經濟學》一書中，用四個字為根本原因提供了答案——墮胎合法。
原因也很易懂，美國要墮胎的女性大部分是家貧、吸毒、男人不認帳的，這些小孩如果生出來就是源源不絕地供應未來的罪犯，所以，降低犯罪的「長期供應」的主要推手，就是1973年1月22日通過「羅訴韋德案」，之後墮胎變相合法。這法案讓美國的墮胎率上升，因為意外懷孕而出生的孩子數量減少，而在犯罪率高的不良環境中，過早或意外懷孕是比較常見的事。也就是說，那些更可能會誕生在犯罪率高的不良環境中成長的孩子減少了。
在 20 世紀 90 年代早期，就在「羅訴韋德案」生效之後，第一批出生嬰兒成長為青少年的時候，美國的犯罪率突然急劇下降。這說明，當初有很多可能會成為罪犯的人並沒有出生。隨著那一代人長大成人，犯罪率開始繼續下降。墮胎合法化降低了意外出生的人數，而意外出生人數的增加會導致犯罪率的增加，因此李維特說，墮胎合法化降低了犯罪率。
當然，「墮胎合法化降低犯罪率」的研究是李維特最著名，也最具爭議的論文。事實上，根據美國司法統計局數字，美國每10萬人中的犯罪案件率峰值的確是1991年的758.2人，然後數字拾級而下2001年是504.5、2010年是403.6。不過如果我們用更早的數字作對比，如1973年（「羅訴韋德案」判決年）每10萬人中的犯罪案件率是417.4，1960年更是低至160.9。
由此推論李維特雖然數據極多，但合法墮胎和降低犯罪率只存在關聯性，但不是直接因果關係。複雜的現象不可能只有簡單的「是與否」的答案，也不可能只有單一的因果關係，一個現象的發生往往是由許多不同的因素共同導致的。
文：悠 然
學研社成員，香港七十後傳媒人，港大經濟系畢業生，從事媒體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長發掘繁雜時事問題背後的故事，現為自由撰稿人，並把過多的好奇投入到中國近代史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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