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本月(8月)8日決定現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一年後，四十二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發表聲明，指安排完全從抗疫防疫的需要出發，合法合情合理，期望香港社會能夠減少爭拗，留任的議員以市民福祉為依歸，攜手應對疫情，恢復經濟，助香港走出困局。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則表示，目前首要是控制疫情，重啟經濟。
不諱言的說，建制派發表這樣的聲明，不過是政治表態，大家心裡亦明白，自修例風波以來，社會已嚴重分化，加上中美角力，香港已淪為兩國角力的主戰場。在此情況下，期望立法會全體議員延任一年後，便能減少爭拗，無疑是癡人說夢。此外，此一聲明亦反映建制派對於「政治」一詞，長期存在一些誤解。
由於香港過去一直是經濟城市，所以建制派長期狹義地理解「政治」一詞，認為政制或黨派上的爭拗，才算「政治」問題，並將此視作貶義詞，例如他們很愛把一些泛民用來攻擊政府的經濟或民生議題，扣上「政治化」的帽子。其實所謂政治，不過是眾人之事，但凡涉及社會資源分配，即使是民生或經濟事務，廣義上都能算是政治問題，亦有可能演變為政治爭拗。
舉個例子，近日港府提出自願性全民病毒檢測，但是又一如既往地遭到泛民，以及本地醫護界的部分人反對。從此事中我們已能看到，即使是單純的防疫措施，亦能被在野泛民利用，藉著炮製檢測「送中」的陰謀論，從而醜化特區乃至中央政府。另一方面，事件亦反映任何經濟或民生政策只需碰到本地既得利益者的奶酪，他們只需把問題轉化為中港矛盾，便能挑起泛民支持者的不滿和反對。
由此又衍生另一個問題：為何中港矛盾如此容易受挑撥？某程度而言，中港矛盾除了歷史及文化差異之外，涉及中港兩地的經濟及民生政策，以及政府過往的管治思維，亦是積累兩地矛盾的一個重要因素。事實上，很多政治上的矛盾，其實都是源於部份人對於現行的經濟及民生政策的不滿。
畢竟，經濟和民生政策，才對普羅大眾構成直接影響，民衆只有對於現狀不滿，才會萌生政治上的變革。舉個例子，香港過去曾因內地開放自由行而走出低迷，但是受港府過去的積極不干預主義影響，自由行本來預期的「適漏效應」並不顯著，反而商家為求賺取自由行所帶來的利潤，藥房金舖錶行開到滿街都是，部分地區的原有生態被擾亂，人們亦因而把不滿轉移到內地旅客甚至政府之上。
因港府沿襲殖民地時代的管治思維，造成經濟或民生政策惹來爭議的，還有近期推出的「保就業計劃」。從政策原意上來看，計劃是藉此資助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從而藉著「滴漏效應」來達致保就業的目標，但當政策並無硬性規定參加計劃的商家，不可讓旗下員工放無薪假時，所謂「保就業計劃」便變得名不副實，市民亦會質疑政府這樣花費公帑，究竟對他們有何益處。
更大的問題是，港府高層或建制派內有些人，總是不知有心還是無意地發表奇言怪論。以「保就業計劃」被人質疑只「保僱主」為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便宣稱，「保僱主」實際上是保障僱主及僱員的關係，顯然是尚未明白計劃只要缺乏規管，所謂「滴漏效應」永不可能讓基層獲得好處。久而久之，市民又怎會不覺得，政府的政策總是向商家傾斜，並因此而心生不滿呢？
是故，不論政府若是繼續沿襲過去的管治思維，而建制派若仍是單純地認為，來年只要把精力放在抗疫和經濟恢復之上，便能避免引來爭拗，從而讓來年的選情對自己更有利，而不是弄清自己的政治願景論述，並主動為現行建制提出變革的建議，最終結果必然是照舊被泛民狙擊，繼續處於捱打的局面。
文 : 陳凱文
學研社成員，香港投資日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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