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早前已曾撰文，點評過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的公開發言問題，而她在電台節目中，呼籲現屆政府應審慎考慮是否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32公頃用地，亦已是今月初的事。然而，她在上周又再為此事發聲，要求外界不要「扣帽子」，以「權貴」來形容香港哥爾夫球會，又提出反建議，指北區沙嶺已經平整地基，同時政府已表明不會興建殯儀城，可以考慮用作興建公屋，便只好撰文一說。
先說她提到的反對理據，本身便是牽強。一是她指粉嶺高爾夫球場具較高保育價值，先不說過去打着環保旗號，以所謂保育價值反對發展，往往是反對派，建制派過去則主張保育與發展之間，需要取得平衡，假如整個高爾夫球場真的如葉劉所言，具有保育價值的話，她又是否在反對收地建屋的同時，建議政府直接把高球場封掉，變成環境保護區呢？
其次是收回的土地有限，即便興建公屋，也只能容納3萬居民，但是現時公屋輪候時間越來越長，能多一幅地容納3萬居民，也能稍為縮短公屋輪候時間，總好過少了一幅可容納3萬居民的用地。況且，如葉劉覺得問題真是收回的土地有限，高球場面積多達170公頃，以《收回土地條例》賦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權力，其實可以收回更多土地乃至全數土地，葉劉又是否贊同乎？
其三是收回土地決定由上屆特區政府作出，這更加不是理由。明日大嶼是上屆政府提出，北部都會區亦是上屆政府提出，乃至堅持動態清零的抗疫方針，都是上屆政府提出，是否全部都要推倒重來？為何現屆特首李家超又表示，政府會繼續推動明日大嶼和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很明顯，一切的問題關鍵，從來不在於政策由今屆、上屆政府乃至是反對派最初提出，而在於政策能否緩和香港的土地問題。
至於沙嶺建屋的反建議，跟收回粉嶺高球場部分用地，本來便不構成矛盾。正所謂「小朋友才做選擇」，政府大可以同時在沙嶺和收回的高球場上用地建屋，從而解決葉劉提到的所謂收回用地有限，只可容納3萬居民的問題。葉劉把沙嶺用地建屋，與收回部分高球場用地建屋，弄得好像只能二選其一，本身便是在製造假兩難 (false dilemma)，藉此糊弄大眾，以及關注香港土地問題的中央政府。
以權貴來形容香港高爾夫球會是所謂「扣帽子」的說法，亦是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多個報導指出，高球個人會籍收費不菲，而且需輪候近二十年才能入會，公司會籍市價達1600萬以上，球場只有一至五對外開放，入場費規定至少要2人預訂，1人18洞收費1300元，並必須僱用球僮，收費由345至505元不等。相比之下，加拿大溫哥華的幾個高球場，即使假日18洞也是1人不超過60加幣(約360港元)，高球活動在香港是否故意被包裝為權貴玩意，還真是有數得計。
當然，比起提出的理據牽強，葉劉在擁有高球會的會籍下，以行政會議召集人的身份，公然為高球會說話，可能才是更大的問題。如之前的文章所述，根據《基本法》規定，不論行會召集人或是其他非官守成員，都是政府的徵詢對象，憲制上沒給予他們可在政府沒徵詢的情況下，公開對外發表意見的權力。即使在會內被徵詢，他們似乎亦沒公開徵詢過程的權限。
葉劉事後雖強調，自己不會參與是否收回部分高球場用地的決定，因此沒有利益衝突。然而，公職人員在執行公職的過程中或在與其公職有關的情況下，故意作出失當或不恰當的行為（例如濫用公職權力），而未能提供合理解釋或理由，並且考慮到有關公職和任職者的責任、他們所促進的公共目標的重要性及偏離責任的性質和程度，有關的失當行為屬於嚴重而非微不足道，亦屬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如此一來，我們便不禁要問：即使沒有明確的利益衝突，但是在政府沒授意，憲制上亦沒訂明有此期限的情況下，利用自己的公職身份，公開發表一些有利於自己既得利益的言論，從而讓政府尷尬，或面對不必要的輿論壓力，究竟是否濫用職權的失當行為？明知發表的評論涉及個人切身利益，依然不知避嫌地發表，是否遠低於公眾對公職人員應有操守的合理期望呢？如果答案為「是」的話，當局又會否追究，或至少加以約束？這似乎是一個更加值得深思的問題。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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