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商業版圖中，西方「在商言商」的契約精神與中國「奉關帝營商」的仁義傳統，猶如兩條並行的文明軌跡。前者以理性計算為根基，後者以道德倫理為經緯，這種差異不僅是商業模式的選擇，更折射出深層的文化基因與價值取向。當代華人社會頻現的「在商言商」亂象，恰是傳統商業倫理斷裂的警訊，而關帝精神所承載的義利之辨，正為現代企業的社會責任實踐提供文化解方。
西方「在商言商」的哲學基礎，可追溯至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與新教倫理。馬克斯·韋伯筆下的「經濟人」假設，將市場視為獨立於道德領域的自治空間，利潤最大化被建構為企業存在的終極正當性。這種思維在制度層面表現為股東利益至上的公司法理，在實踐中則演化為「社會責任外包」的商業邏輯——企業通過納稅與合規即完成道德義務，其餘交由政府和慈善組織承接。
此種商業倫理的危機在2008年金融海嘯中暴露無遺：華爾街精英們利用複雜金融工具規避監管，將風險轉嫁社會大眾，正是「在商言商」極致異化的產物。即便當代興起ESG（環境、社會、治理）理念試圖彌補缺陷，本質仍是通過量化指標將倫理責任「契約化」，難逃工具理性框架。
中國商人奉關帝為財神的文化現象，實為儒家義利觀的符號化表達。關羽「掛印封金」的典故，暗合孟子「捨生取義」的價值排序；「千里走單騎」的忠義精神，則對應《大學》「德者本也，財者末也」的經商哲學。這種將道德資本置於經濟利益之上的傳統，在明清商幫中形成制度化實踐：晉商票號的「身股制」以信譽為股本，徽商「賈而好儒」的經營模式，皆體現「以義制利」的商業智慧。
當代浙商「四千精神」（走遍千山萬水、說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吃盡千辛萬苦）中蘊含的吃苦倫理，台商「三好一公道」（品質好、信用好、服務好、價格公道）的經營理念，皆是關帝精神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變奏。這種倫理傳統的韌性，在新冠疫情期間尤為凸顯：大陸企業跨界生產防疫物資，香港商界組建社區互助網絡，台灣中小企業主動減租紓困，展現出超越契約義務的社會擔當。
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的命題，在當代企業社會責任（CSR）框架中獲得新解。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實踐，往往呈現「倫理共同體」特徵：阿里巴巴的「鄉村特派員」制度將電商扶貧嵌入組織架構，鴻海集團在河南水災中的「非公關式救援」，皆非單純的慈善行為，而是「義利共生」傳統的現代轉譯。這種模式與西方企業將CSR列為財報附錄的「模塊化責任」形成鮮明對比。
但傳統商道的當代困境同樣明顯：香港地產商的壟斷式經營、大陸P2P金融的道德風險、台灣食品安全事件的頻發，皆揭示「在商言商」話語對傳統倫理的侵蝕。這要求現代企業在制度層面重建「新義利觀」，如大陸《民法典》將公序良俗納入商事規範，香港引入「社會企業」認證體系，台灣推動「B型企業」立法，皆是試圖在法治框架內復興道德約束。
當西方「股東資本主義」陷入增長悖論，中國「關帝式商道」的現代價值愈發清晰：它既非否定利潤導向的道德烏托邦，亦非純粹功利計算的經濟機器，而是通過「義利辯證法」開創第三條道路——將社會責任內化為商業模式的基因，使企業成為「道德共同體」與「利益共同體」的統一體。這或許能為全球商業文明的重構，提供來自東方智慧的啟示：真正的永續經營，不在報表上的利潤堆疊，而在文化血脈中的價值傳承。
文 : 陳祖光
同仁基金會主席、四川省政協委員、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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