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提到，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在發言時，慫使港府在違泊、阻街、工廈無牌經營食肆的問題上違法不究，又指港府「近不納稅的小紅書帳戶，遠一直納稅的香港人」，有發表煽動性言論，意圖引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間或香港居民間的不滿，並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9及10條的嫌疑。為免有人覺得上述指控是污衊和扣帽子，遂撰此文指出其法理依據。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10(1)(a)條：
「任何人作出、企圖作出、準備作出或與任何人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即屬犯罪，當中的「煽動意圖」，第9條有明確定義。
當中，第9(1)(a)、(c)、(d)、(g)條述明：
「(a) 引起憎恨或藐視女皇陛下本人、其世襲繼承人或其他繼承人，或香港政府，或女皇陛下的領土其他部分的政府，或依法成立而受女皇陛下保護的領域的政府，或激起對其離叛；
(c)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
(d)引起女皇陛下子民間或香港居民間的不滿或離叛；
(g)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均被視為具煽動意圖。
條文中的「女皇陛下」，根據《香港回歸條例》和《釋義及通則條例》附表8，應被理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提述，至於「女皇陛下子民」，則應被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提述。
如此一來，謝偉俊將港府為規管違泊、阻街、亂過馬路和工廈無牌經營食肆加強執法，稱為「法家治港」和「嚴刑峻法」，即指控上述規管的相關法例，是沒立法必要性的「峻法」，立法動機純屬建基於鞏固統治的「法家」思想，而且罰則是過重的「嚴刑」，但謝偉俊的指控絲毫不建基於客觀事實，因違泊和阻街侵害了其他市民的正常道路使用權、亂過馬路會危害他人的行車安全、無牌經營食肆會造成食安和火警隱患。
換言之，根據自然法學派的立法哲學，法律應保障每個人的安全、自由和權利不受侵害，所以上述法律本來有立法的必要性和正當性，稱為「嚴正峻法」屬誹謗性失實陳述，謝偉俊指責港府加強執法，便有激起他人憎恨特區政府及香港司法，觸犯第9(1)(a)和(c)條的嫌疑；
與此同時，由於上述法律是保障納稅人在內的所有香港居民，以及任何在香港逗留之人的法益，謝偉俊將政府的加強執法，說成是「遠一直納稅的香港人」，亦屬誹謗性失實陳述，涉嫌違反第9(1)(a)條；
至於所謂「遠沒納稅的小紅書用戶」，先不說「小紅書用戶」亦有可能是有納稅的香港居民 (如：港漂)，港府迅速應對內地網絡出現的差評，本來便是維護香港旅遊業的整體形象，不論有否納稅的香港居民均會間接受益，而謝偉俊此言有意透過標榜對方有否納稅，意圖挑撥有在港納稅的香港居民，對內地來港旅遊但沒在港納直接稅的中國公民之間產生對立情緒，所以除了有慫使他人憎恨港府之餘，亦是引起中國公民間的不滿，有觸犯第9(1)(d)條的嫌疑；
有人或者會說，第9(2)條有豁免條款，當中第(b)款規定：「指出依法成立的香港政府或香港憲制的錯誤或缺點，或法例或司法的錯誤或缺點，而目的在於矯正該等錯誤或缺點」，不會被視為具有煽動性，但前提應是對方所指之事確實是香港政府的錯誤或缺點，而且其建議本身亦應該是循合法途徑改正，但謝偉俊指責政府加強執法，本屬無稽之談，而他的所謂建議則是慫恿政府有法不執，即慫使政府官員及公務員干犯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罪，其言論非但不應獲得豁免，更是涉嫌干犯第9(1)(g)條。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的罪行名稱雖曰「煽動意圖」，但根據過往案例，包括為1952年的「費彝民案」(Fei Yi Ming and Lee Tsung Ying v The Crown)，控方毋須證明被告發表言論的同時是否具有煽動意圖，亦毋須證明有受眾因其言論而受到煽動，而只須證明言論的內容本身具煽動性，即告罪成。當然，法院未來在「立場新聞案」中，若接納了英國樞密院審理的千里達煽動罪違憲案判詞，將煽動暴力視為入罪的必要條件，上述法例的有效性便會改變，亦會影響未來廿三條立法時的相關修訂。
當然，由於謝偉俊的言論是在立法會會議期間發表，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4條規定：「不得因任何議員曾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席前發表言論，或在提交立法會或委員會的報告書中發表的言論，或因他曾以呈請書、條例草案、決議、動議或其他方式提出的事項而對他提起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意味着對方的言論即使具煽動性，香港的公檢法機關也不能因此而提出檢控。
如此一來，便引伸出第二個問題：在香港已經號稱完善了選舉制度，所謂「愛國者治港」已經落實的今天，發表煽動他人憎恨特區政府、挑撥陸港居民對立的言論，照道理不應在議事堂內出現，但事實則是香港至今仍有議員公然發表煽動性言論，某程度上已反映香港的所謂建制派，根本是無組織無紀律。另一方面，是否在特權法的保護下，便無任何機制可以制約，立法會議員因而可以肆無忌憚？這個問題，本欄將遲點另撰一文再說。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