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提到,香港在抗疫策略的所謂爭議中,某程度上反映着部分建制中人,存在着一些意識上的問題,才會在對方發動認知作戰下出現動搖,而這些問題不但會影響香港和全國的抗疫大局,長遠而言還會讓整個建制在未來的宣傳戰中,長期處於被動和劣勢,最終有機會影響香港未來的管治和社會穩定。那麼,這些意識上的問題又是什麼呢?
第一個問題是,部分人有着盲從權威和崇洋的傾向,這一說法並不否定西方有些事物比較先進,亦不代表權威之言不足信,而是我們應該有獨立的思辨能力,分辨哪些西方事物可取,同時不能權威之言便絕對無錯,例如之前有所謂「專家」宣稱,香港在第五波疫情估計有350萬人確診,加上疫苗接種率大幅提高,所以相信本港已出現群體免疫,這一說法便很有問題。
首先,這一說法完全忽視了疫苗接種過後,亦有機會遭受突破性感染。既然如此,接種疫苗率再高,亦難以達致群體免疫。其次是忽略了感染者痊癒一段時間之後,體內抗體便會減少甚至消失,所以外國便曾經出現確診過後再確診的案例。此外,由於新冠在全球範圍內仍不斷傳播,意味着病毒未來仍有機會變種,屆時接種過疫苗或感染過omicron的人,仍有機會遭受感染。是故,即使是所謂「專家」和權威的話,亦未必能夠照單全收。
第二個問題是部分建制中人,乃至政府制定抗疫政策時,往往會受到商界影響,甚至是向商界傾斜。本文不是說制定抗疫政策時,毋須顧及政策對於經濟的影響,而是必須有明確的抗疫方針,以及堅定的「底線」思維,不能因為商界或其代言人叫一下苦,便隨便地取消一些抗疫措施,令措施發揮不了原定的作用,甚至是偏離原有的抗疫方針。
現在港府依照原定計劃,在4月21日開始啟動第一階段的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便是典型例子。雖說現在香港官方公布的每日確診及快測呈陽申報數字,已連續幾日跌至三位數,但是快測呈陽主要靠市民自願申報,確診數字亦未能反映感染過後而沒被檢測的個案。如此一來,現在便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又會否令到社區遭受感染的人數上升呢?
因此,若香港真是像特首林鄭月娥之前所宣稱一樣,依然在堅持「動態清零」方針,便應該兌現港府之前的承諾,在確診數字跌至三位數時,重啟早前宣布暫緩的全民強檢,以便找出隱形傳播鏈,等到香港真是出現「社會面清零」,才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現在港府在重啟全民強檢,成功切斷隱形傳播鏈之前,便急於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實在讓人不禁懷疑,這是否受到體制內的商界代表施壓而讓步。
與此同時,港府在抗疫措施上的邏輯不一致,以及部分建制中人不斷鼓吹「共存」,放寬各類抗疫措施的背後,亦反映他們受到本位主義及山頭主義的影響,因而缺乏大局意識。本文不是說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毋須顧及香港本地的利益,而是應該從「全國一盤棋」的大局出發,不可把本地乃至某些山頭的利益,凌駕於全國的整體利益之上。
以早前有人建議,香港不如在第五波疫情破防下「將錯就錯」,成為國家首個「與病毒共存」的試點為例,便是忽略了香港即使現在仍未能跟內地通關,兩地依舊有經貿、物資和人員往來,這便意味着香港一日未能達致「社會面清零」,疫情便有機會不斷從香港倒灌回內地,特別是對於鄰近香港的其他大灣區城市,更變成了疫情倒灌的高危地區。
在此情況之下,萬一香港真是變成「共存」試點,貿然自行對外通關後,又會否出現毒性更強、現有國產疫苗無法預防的新病毒變種,令香港一地出現第六波疫情之餘,還有機會像今次第五波疫情一樣,出現疫情倒灌至內地的情況,甚至是蔓延至全國各地呢?建制中人若真有大局思維,自然便會想到所謂「共存」試點的建議,將有機會令香港變成了全國抗疫破防的突破口。
最後但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今次所謂的抗疫爭論,反映着部分建制中人的國家安全意識,仍是停留在保障傳統安全。他們似乎未有察覺,維護國安並不只是要反間諜、防滲透,或者是提防政治對抗,境外勢力還有機會在金融、輿論、文化,甚至是公共衞生領域發起攻擊。是故,不論今次全球的新冠疫情,是否真的源於病毒自然演化,港府和整個建制陣營,都應該以防禦生化襲擊的思維和方式應對,而非視作單純的傳染病防控問題。
只有這樣,到了未來萬一真的出現生化襲擊時,香港便不會手忙腳亂了。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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