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屆三中全會上月中在北京勝利召開之後，全港掀起學習全會精神的熱潮。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會見到訪北京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時，提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期望香港要「識變、應變、求變」，深入理解和理會三中全會精神，銳意改革，主動作為。夏寶龍的講話在香港引發一場有關改革的議論，香港社會普遍認同需要改革，但改甚麼、怎麼改，尚未有比較一致的看法。
吾友陳凱文兄在堅料網撰文，認為「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籬」應為改革的重點，筆者甚感認同，在此也想圍繞這一題目多說幾句。筆者認為，夏寶龍主任提出「識變、應變、求變」，現階段，香港的主要任務應集中在「識變」，就是要認識到世界之變、時代之變和香港之變，先要識變，然後才能看清楚香港在哪些方面要改革，進而再設計好改革的方案，全面推動改革。
1978年我們國家推動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之時，也是先廣泛地到全球各國考察，看清世界之變、時代之變，然後明確國家發展的方向，進而果斷地推動國內改革和市場開放，並且在改革中不斷累積經驗，總結教訓，持續深化推進改革，才能在短短幾十年間，完成西方發達國家用了幾百年才達成的成效。國家改革開放的實踐，對香港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那麼香港要從世界的變局中看清哪些重要的變化呢？筆者認同陳凱文兄的觀點，應先從世界的資本主義制度的變化中着手去「識變」。香港施行資本主義制度，依照基本法的規定，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但這並不等同說，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完全不能作出調整和改革，事實上，資本主義制度在全世界的運行中，一直在發生改良和變革，而更重要的是，目前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一些西方大國，正面臨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重大問題，甚至已陷入困境，香港有必要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面對的困難和挑戰中，認識世界之變，時代之變。
資本主義國家面對的其中一大困境就是貧富懸殊的問題，以美國和英國這兩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例，資本主義制度有利於資本和財富的累積，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就會導致資本和財富過度地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甚至是極少數人手中，結果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問題，導致嚴重的貧富分化。美國和英國都存在這一問題，而且矛盾日益尖銳，近年來，美國和英國社會對引發內戰的憂慮，正在不斷升級，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源自貧富分化的日趨嚴重。
西方國家過去透過改良資本主義，解決貧富分化問題，其中一項主要的政策措施，就是建立起較為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但這項制度也遇到越來越大的困難，原因是福利制度需要有龐大的政府財政作為支撐，而且社會福利還存在只能不斷增加，難以減少的問題，在經濟持續穩定向上發展，政府財政穩定增長的狀態之下，可以保障這一制度的有效運作。但在經濟發展因各種原因減緩，政府財政收入減少的狀況之下，就會出現重大問題，甚至有可能導致政府「破產」。今日的美國和英國，正面對這樣的處境，令社會矛盾迅速升溫。
維持西方國家正常運作的另一項重要因素，在於要有一個足夠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但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之下，資本透過全球化運作，在世界各地賺取更多的利潤，而令一部分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流失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導致中產階層的萎縮，社會逐步趨向兩極分化，這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正面對的另一項重大的挑戰。
西方資本主義大國之所以在內部問題不斷累積之下，仍然可以保持經濟增長，維持社會運作，其中一項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可以憑籍主導全球的霸權力量，從全球收割利益。但這必然會導致世界各國的不滿和反抗，這也是當今世界衝突不斷，地緣政治日趨緊張的其中一個主要因素。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有一些有識之士，開始研究如何解決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
從世界之變，時代之變，回看香港的改革，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大致依照西方模式而建立，西方社會出現問題，在香港也已出現，並且日趨明顯，不僅如此，香港還遇到了人口老齡化、少子化的挑戰，令問題更為凸顯出來。
財富過於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也嚴重制約了香港的創造力和生產力，富於創新年青人，面對高不可攀的成本，只能嘆息，許多人選擇「躺平」，放棄努力，而富裕階層錢財來得容易，缺乏足夠的競爭相，也逐步失去了創新的動力，長此以往，社會就會失去發展的動力。
筆者認為，香港的改革，應從重新認識資本主義開始，從西方資本主義大國的經驗、教訓和正面對的困境，以及香港社會的實際情況，思考改革應改甚麼，怎麼改的問題，只有想清楚這個問題，才有可能破壞利益固化的藩籬，建立起更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良好制度。
文：文武
資深傳媒人，曾任企業傳訊高層及在多間報館擔任要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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