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政策發展探討：三、七十年代逐漸形成青年政策的制度變遷　文：孫俊傑、丁煌

前言：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公布政府正全力籌備在8月舉行「青年發展高峰論壇」，並計劃邀請內地及海外演講嘉賓及青年團體參與，促進與本地青年交流。民青局公布《青年發展藍圖》（《藍圖》），以勾劃政府未來長期青年發展工作的理念和方針。本系列文章將圍繞香港青年政策發展作探討，期望拋磚引玉，廣納社會持份者的意見，向政府建言。

在1968年，港英政府第一次為香港兒童及青年舉辦暑期康樂活動，作為拉近政府及港人距離；該活動由不同政府部門及志願機構合辦而成，多達三十四萬一千名兒童及青年參加，政府稱這是「最盛大」、「最成功」的活動。[1]若以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的角度探討，制度（Institution）——定義社會功能如何被建構及治理的底層社會規定或規範——為何會發生改變，特別是在1966年九龍騷動後，為何港英政府作為政策的最大推手會決定作出改變，以至七十年代的麥理浩時代開啟後，香港的福利制度全面改革。

1960及1970年代的香港經濟步入上升期。在1961至1979年這19年間，只有5年的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升幅不足雙數位百分比，平均每年升幅接近16%，而1979年的按年升幅更是由1960年至今的最大升幅，達31%。[2]1960及1970年代的人口紅利亦是令香港能躋身亞洲四小龍行列的因素之一。香港15至24歲的青年人口，從1960年佔全港人口12.1%、只有37.7萬人，之後每年平均以6.1%的增幅，增加至1979年的114.7萬人，佔23.6%。[3]此時，香港正經歷經濟的轉型階段，由製造業轉型為以金融業為核心的服務行業，這令香港需要學識水平更高、能擔任管理階層的勞動人口。

另一方面，由於1997年6月30日是新界的租滿日期，早在1969年，英國政府的一份報告中已提出「香港的前途最終是回歸中國，英國必須放棄香港。」[4]英國評估了各種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問題導致的結果，最終得出要保持外資及港人的信心，並應「在適當時機非正式接觸北京，並達成默契。」[5]曾在1959至1962年擔任港英政府政治顧問的麥理浩在1971年正式擔任第25任港督，他設想了「香港本地策略」以爭取10至15時間，積極地處理香港的「房屋及市區重建、中學及高等教育、交通、社會服務、文化發展、市區及鄉郊環境」問題，最終令北京對香港問題「有所猶豫」及增加英國的談判籌碼。[6]

經濟、人口、政治等因素令英國及港英政府意識到1970年代是制度改變（Institutional Change）的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並藉由麥理浩大力推動十年社會改革，包括九年免費教育、成立由各部門組成的「青年服務委員會」[7]、1973年《香港社會福利發五年計劃》提出每二萬人設立一所兒童及青年中心、1979年《進入80年代的社會福利》提出全力拓展青年個人輔導社會服務等，配以生產主義及市場、經濟效益、競爭為上的資本主義「同化」青年並提供上升流動階梯，[8]形成全新的治理過程（Governance Process）。

（篇幅有限，待續）

[1] 香港政府（1969）。《香港1968》。香港：政府印務局。（Hong Kong Government. (1969). Hong Kong 1968. The Government Printer, Hong Kong.）

[2] 世界銀行（2024）。〈GDP（現價本幣單位） – Hong Kong SAR, China〉。取自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N?locations=HK

[3] 人口金字塔.net（2023）。〈從1950至2100年的全球人口金字塔〉。取自https://www.populationpyramid.net/china-hong-kong-sar/2023/（PopulationPyramid.net. (2023). Population Pyramids of the World from 1950 to 2100. https://www.populationpyramid.net/china-hong-kong-sar/2023/）

[4] 張家偉（2023）。《英國檔案中的香港前途問題》（頁3-10）。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5] 同上。

[6] 同上。

[7] 馮可立（2018）。《貧而無怨難：香港民生福利發展史》（頁 203-227）。香港：中華書局。

[8] 莫漢輝（2015）。〈香港青年政策：一個霸權的詮釋〉。載於李健正、趙維生、梁麗清與陳錦華（主編），《新社會政策》（頁 357-374）。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