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幾篇談及「呂世瑜案」刑期覆核的文章，要不是談論今次判決是否具追溯力，便是把焦點放在法院有否《港區國安法》的釋法權、提請釋法權，以及法律衝突審查權的問題之上。對於今次判決帶來的實質影響，往往甚少談及，頂多只有提到判決將影響尚未審結的「初選47人案」，令已經認罪的被告人不會獲得減刑。然而，辯方在上訴時質疑，認罪假如不獲減刑，將對選擇認罪的被告人構成不公，以及今次判決會否令未來的被告人選擇「頑抗到底」，這些問題卻並未談及，遂撰此文論析之。
先說所謂不公的問題，辯方當日質疑的是：有悔意的被告人，最終刑期若跟沒悔意的一樣，將會構成不公，但此一質疑有兩個問題：一是辯方根本沒說，兩單案件的犯罪情節是否一樣，亦沒說兩單案件所帶來的影響是否一樣，例如：同樣是在網上社交平台宣揚港獨訊息，其中一個選擇不認罪，但對方名不經傳，能觸及港獨訊息的讀者，只有對方的親朋好友；另一個選擇認罪，但對方是政壇名人，在網上擁有巨大流量。
在此情況之下，即使本地「吳文南案」的認罪減刑準則適用於《國安法》案件，而且兩者的犯案情節完全相同，但是法官可能會因為兩者的傳媒影響力，最終判處相同的刑期。此外，本欄過去已多次指出，認罪跟有悔意，其實是兩個概念，特別是香港已有被告人只要認罪，減刑幅度便不會受認罪態度影響的案例，被告人絕對有可能因為「斷正」而選擇認罪，從而搏取刑期扣減。
換言之，本來在「吳文南案」的認罪減刑準則下，有悔意和沒悔意的被告人，都會因為認罪而獲得同等的減刑，辯方又何曾質疑此一判法的公平性？當然，被告人不會因認罪而獲得減刑，雖說跟公平性無關，但在認不認罪都不影響刑期的情況下，將會減低被告人認罪的誘因，令對方選擇「頑抗到底」，從而增加香港的司法資源負擔，逼使法院花費人力物力審理一些明顯罪證確鑿的案件。
問題是：不論從《港區國安法》第33條的明文規定，還是現時「呂世瑜案」的判決結果來看，法院已不可能因被告人認罪而給予減刑，試問現時還有甚麼方法，可以鼓勵被告人認罪呢？我們其實不妨換個思路：《港區國安法》第33條只述明何種情形下可獲減刑，但沒述明何種情形下可獲加刑？如此一來，認罪不可作為法定減刑情節，但不認罪乃至是認罪而沒悔意，又能否作為加刑或從重處罰的理由呢？
說到這裏，便要先解釋一下加刑和從重處罰的分別，前者是在某個量刑起點上，根據被告人的認罪態度，再決定在法定的刑期幅度內加重刑罰，例如被告人「情節較輕」，法定刑期幅度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起點本為三年，但對方選擇不認罪，於是加刑至四年。至於從重處罰，便是法官根據被告人的認罪態度，判處法定刑期幅度內的不同刑罰，不涉及量刑起點上加刑的環節，例如：法定刑期幅度同樣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認罪者直接判處最高刑罰。
從法理上而言，認罪之所以不獲減刑，是因為《港區國安法》第33條已訂明了法定減刑情節，但整部《國安法》並沒有任何關於加刑的規定，只有第30條提及從重處罰的情況。我們先假定第30條是唯一的從重處罰情節，但條文沒有加刑的另行規定，根據《港區國安法》第45條規定：除「另有規定」外，法院應當按照本地法律審理案件，香港法院大可以頒布一項不認罪將獲加刑的準則，然後以案例的方式應用到《國安法》相關案件之上，以此體現「抗拒從嚴」的法律精神。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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