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們從內地網紅訪港期間，因說普通話而遭遇不公，談到普通話至今在港仍屬弱勢語言。所謂弱勢語言是一個語言社會學概念，除了指當地人甚少以該種語言作為第一語言，或者認識該種語言的人數不多外，還有社會普遍對於該種語言的接受程度，如：學習該種語言的積極性、說該種語言時會否遭受歧視或冷待，乃至是說該種語言的移民本身，刻意地避免或減少自己說該種語言的場景。
以普通話為例，根據香港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5歲或以上人口以普通話作為慣用語言的比例，只有1.9%，遠低於粵語88.9%，而能說普通話的人口比例則是46.7%，低於能說粵語的94.6%之餘，亦低於能說英語的53.2%。另外根據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在2021年的數據，由2016年到21年期間，香港社交媒體因普通話相關話題而觸發的負面情緒，雖有波動但總體平均值在47%，其中以涉及普通話相關的教育議題，觸發網民的觝觸情緒最大。
除了上述數據之外，無論反對派、網民還是部分建制派，大體上都只是承認粵語是香港社會的華人共同語，對於普通話的法定國家通用語言地位，並沒意識甚至排斥。另一方面，或許受到所謂「入鄉隨俗」的傳統思想影響，認為本地華人日常應以粵語交談，並非只有本土出生的華人，部份內地移居香港的華人，即使來港前不諳粵語，亦覺得自己有義務學懂粵語，而不會覺得語言不通時，改以普通話交談。
換言之，普通話在香港之所以成為弱勢語言，既有香港歷史上的轉口港因素，有回歸前港英政府廣播和教育政策的因素，亦有因為所謂「入鄉隨俗」的傳統價值觀，令外來者認同粵語是香港華人社區共同語的因素。問題的關鍵是，港英結束殖民統治已有四份一世紀，何以普通話仍然處於弱勢，甚至遭到排擠呢？歸根究底，歷屆特區政府均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
說得直白一點，香港自回歸以來，歷屆特區政府都沒有亦無意將普通話列為法定的官方語言。這裡所指的官方語言，是指香港跟隨國家，以立法形式將普通話列為法定通用語言，包括規定特區各個權力機關以普通話為公務用語，教育機構以普通話為基本教學用語，公私營電台均以普通話為主要音播用語、電視和電影亦要以普通話為主要影藝用語。
上述這些做法，並非只有內地其他地方政府是這樣做，很多國家 (如：法國和日本) 在推廣官方共同語時都是這樣做，港英政府當時為了維持殖民統治，亦會規定英語作為公務用語，政務官須具備英文的書寫與會話能力，並且把高考的英語成績，作為學生能否晉升大學的其中一個必要考核標準。廣播政策方面，港英政府雖不規定電視和電台只能以英語廣播，但是中文頻道在上世紀70年代開始，便取消了潮州話與客家話廣播，並規定免費電視台須提供粵語廣播服 務和英語廣播服務。
然而，香港在回歸之後，港英時代為求鞏固英語與粵語語言地位而制定的各項政策，基本上沒有改變，例如：普通話能力至今仍不是政務官的考核條件，公務用語至今依然是粵語與英文，港府只有跟內地官員來港時，官員才會跟對方以普通話為公務用語；中小學以普通話教中文方面，至今仍未全面推行，而且普通話的會話能力，至今仍非晉升本地大學及取得大學學位的必要條件；廣播機構則仍以粵語與英語為必要廣播語言，普通話廣播則沒硬性的廣播時數。
由是觀之，回歸後的港府，不但沒有將普通話定為法定官方語言，在公務、教育和廣播政策上，則選擇繼續沿襲港英時代，令普通話在港一直被視為外語，而非國家的法定共同語。箇中因由，回歸後至修例風波結束前的港府，一直處於政治弱勢，任何推廣普通話的措施，都會招致反對派的反對，但是港府和所謂建制派本身，都似乎都沒有把普通話列為官方語言的意識和意願，才會令普通話至今仍處於語言弱勢的地位。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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