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提到，中央制定《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之後，香港應把焦點放在化解深層次矛盾，即緩和貧富兩極化、增加社會流動性，提升市民特別是草根的獲得感之上。然而，從反對粉嶺高球場收地，到反對啟德興建簡約公屋，到支持輸入外勞，再到抨擊長者乘車優惠，我們都能看到所謂的建制派正在右傾，立場越發向工商界傾斜。
究其因由，除了香港作為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在政治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的情況下，現行建制本來便有着服務資產階級的傾向之外，所謂建制派乃是香港後過渡期拉雜成軍，階級成份本來便比較複雜，亦是一個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在香港完善選制後，功能界別和選委會間選的工商界代表，比草根和夾心階層代表多，加上傳統反對派政黨在之前的立法會選舉中棄選，造成建制派政黨的選舉壓力下降，缺乏籠絡草根，以此鞏固票源的誘因。
更讓人憂慮的是，隨着現屆政府提出的完善地區治理方案落地，所謂建制派很有可能更加肆無忌憚地右傾。畢竟，雖說區議會一直以來，都是沒有實權的區域性諮詢組織，通過的議案從來沒有法律約束力，但是未完善選制之前，由於立法會一半議席由地方直選產生，於是區議會各個選區，便一直被各黨派視為選舉「樁腳」，加上完善選制前有六個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所以各黨派都會積極透過捍衛草根的權益，以此爭取對方的支持。
如今，立法會除了減少了地區直選議席比例之外，六個區議會間選或「超區」產生的議席亦被取消，區議會作為立法會選舉樁腳的作用大減。與此同時，隨著下屆區議會重設委任議席，以及增設三個地區委員會(三會)的間選議席，地方直選已不再是建制派政黨取得移植的唯一渠道，加上將增設三會提名機制，亦會引入區選候選人資審制度，傳統反對派的參選人數及意欲大減，因而進一步削弱建制派政黨籠絡草根的誘因。
可以說，完善選制和地區治理在短期而言，確實可減低亂港勢力混入建制的機會，免得他們拿着公帑壯大自身，但不代表他們會因此消亡，那些沒逃往海外的人，頂多是蟄伏下來，其支持者亦不會因此而轉換立場。另一方面，為了繼續爭取境外勢力和支持者的資助，已經潛逃海外的亂港分子仍會不時利用社交平台，發表煽動港人憎恨港府和中央的言論，而所謂建制派向工商界傾斜的言行，便極易成為這些人攻擊港府的話柄。
由是觀之，特首李家超在早前的香港回歸廿六周年慶祝酒會中指出，香港要居安思危，外界對國家和平發展作出誤判，刻意針對及打壓，香港內部亦潛伏軟對抗破壞力量，實在是所言非虛。然而，軟對抗既然通常以「擦邊球」的合法形式展示，意味着難以靠現行的法制懲治，港府以及所謂的建制派唯一能做的，是「打鐵還需自身硬」，自覺地提升市民獲得感，同時在缺乏選舉壓力下自我約束，免得被人有藉口指責現行建制「官商勾結」。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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