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李家超早前發表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報告在配合香港未來發展所需的前提下，提出設立多個辦公室，包括：大型發展項目融資、數字政策、人才服務、新型工業發展、弘揚中華文化，及藥物及醫療器械管理中心等。成立這些辦公室的目標是重質不言量，談的是項目而不是方向。
另一項可能沒有太多人留意的倡議，是推動成立“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施政報告就成立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的着墨不多，這可能與需要經過在明年設立的專門辦公室和專家委員會討論後，才會有一些詳盡的落實細節有關。但不少人卻表奇怪，我們不是已有三間法律學院了嗎？為什麼還要設立一間獨立新學校？為什麼這也是一個重點？
居安思危積極應對變局
讓我們嘗試拉闊一下目光，看看國家的整體經貿情況。最新數字顯示，去年內地最大貿易夥伴分別是美國（近6000億美元；佔16.2%出口）、香港特區（近3000億美元；佔8.3%出口），其次是日本、韓國、越南（合共近6000億美元；佔13%出口）。放眼看國家頭十五位貿易夥伴，超過三分之二均屬親美國家或地方而因此不能被視為完全“友善”國家或地方。
回看香港特區，我們的最大貿易夥伴是內地，佔我們的相關比重超過五成；其次是美國、瑞士和新加坡等。整體而言，亞太經貿組織佔了我們的貿易數字高達八成，其中東盟屬第二重要貿易夥伴，佔了我們的經貿大約8%。
我們與內地的貿易是內循環，但我們要看重的是外循環。在這方面，從以上數字看來，我們依賴與美、英、歐盟的貿易現時似是難以取代的。但假若這些重要貿易夥伴被美國的泛政治化外交政策不斷影響，我們的經濟發展必會面臨有史以來最重大的挑戰；這代表我們要作出經濟轉型的準備嗎？不一定，但肯定的是，我們要居安思危、仔細檢視我們的經濟比重是否需在處於百年大變局的當下有所調整。
培養熟悉多種法制的人才
我們能發展到今天的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熟悉普通法制及以英語作為商業語言。但假若我們要調整經濟比重的話，便不能所謂“食老本”，仍然沉醉於普通法制之下。不要誤會，我絕對不是說要放棄普通法制。沿用普通法是《基本法》之規定，亦是“一國兩制”的優勢所在，不能動搖；但這不代表我們不可以探討其他有利於我們，甚至國家經濟發展的新方向。
需要留意的是，無論是東盟、中東、非洲、南美，以至傳統歐洲國家，他們大部分是實行大陸法制而非普通法制。我們要適應新發展便要調校新方向，這正是特首倡議成立“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的重點所在。我們要培養的不只是熟悉普通法的人才，而是要培養熟悉國際法、普通法、大陸法及國家法制等的法律人才。我們要兼有所長，才能適應新的經貿環境。
單是一間法律人才培訓學院是不足夠的。我們的大學要設立發展對外貿易專科，包括如何適應大陸法國家在商業上的方便和偏好。我們要兼容並蓄，成為新一代的普通法和大陸法並存的商業調解中心。這不是一個簡單容易的改變，但有決心踏出第一步，可能已是成功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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