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多篇文章，都在談論謝偉俊在早前的立法會會議裡，指責港府在市政層面的加強執法行動，並唆使稱呼違法不究，其說法究竟有何問題，又須否承擔法律後果。法理上而言，謝偉俊之言即使屬於煽惑，也能在立法會特權法的保障下免被起訴，港府可循修例後的《立法會條例》第73條啟動DQ的訴訟程序，但最終是否成事，則要看法院裁決。若不入稟法院，則可引用《基本法》第79(七)條的彈劾程序。
然而，彈劾提案必須由議員提出，而且要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而政府在議會內並無官守議席，意味着政府不能直接在議會內提交彈劾議案，而要先爭取行政會議內的建制派政黨代表支持，再由對方在議會內啟動彈劾程序。在此情況之下，政府雖已吸納建制派五大政黨的領袖加入行政會議，但即使對方全部支持通過彈劾案，立法會內仍有36名議員無黨籍，若再加上11名其他黨籍議員，沒被邀入「執政同盟」的議員便多達47名。
正因如此，本欄才會說即使有建制派議員提出彈劾案，也不排除有人會因為擔心「唇亡齒寒」，特別是對於沒有加入「執政同盟」的建制政黨和無黨籍議員，有可能會擔心此例一開，將被建制大黨用作黨同伐異的武器。即使是「執政同盟」的一員，也可能會害怕自己將來因為發表煽惑性的過火言論而遭彈劾，於是在投票時故意缺席，令支持彈劾案的出席議員不夠三分二。
這便引伸出建制派為何山頭林立的問題，當中其實有着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原因，特別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反英抗暴失敗後，傳統左派轉趨低調，加上港英政府有系統的打壓，左派進一步面臨難以招攬人才的問題。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英聯合談判結果塵埃落定，香港已鐵定於1997年回歸祖國時，國家一方面發現傳統左派並沒足夠的治港人才，另一方面則出於挽留原有人才的需要，國家開始不分原有立場，亦不顧對方所屬階級，只要口頭上宣稱愛國，都會被招攬至所謂的建制派。
換言之，所謂建制派之所以成份複雜甚至山頭林立，因為整個陣營其實都是在後過渡期臨時拉伕而成。及至九十年代，港英刻意在撤離之前，透過推動所謂「民主化」，把反對派扶植起來，國家當時似乎又為了平穩過渡的考慮，或者是反對派在早期並沒明目張膽地勾結境外勢力，所以被視為「人民內部矛盾」而容讓其進入建制之內。在此種二元對立的政治生態下，國家當時只好依賴過去招攬的所謂建制派，維持香港的資本主義體制在回歸後繼續有效運轉。
某程度而言，假如反對派在2019年的修例風波期間，並沒赤裸裸地勾結境外勢力，並唆使對方制定所謂的制裁法案，非但不會倒逼中央制定《港區國安法》，反對派與建制派在舊選制下互相傾軋的政治生態，相信仍會保留下來。事實上，即使中央後來決定完善選制，乃至是去年港府推動的區議會改制，假如單純從制度的設計原意來看，沒犯過《港區國安法》的反對派，似乎都被保留了參政空間，至於到了實質操作層面的一刻，反對派能否獲得足夠提名，或在參選後能否獲勝，似乎又是另一個問題。
只是無論如何也好，傳統反對派似乎已在新選制之下退場，未來亦似乎沒甚機會進入建制，意味着香港的政治生態已產生了根本性變化。在議會內在沒政治對立之下，政府施政未來若再遇什麼問題，將不能再歸咎於反對派攪局，至於所謂建制派的參政表現，將會成了市民評價完善後的選制，究竟是變好或變壞。另一方面，假如所謂建制派跳出來抨擊甚至攻訐政府的話，更會被部分媒體說成港府跟建制派不咬弦，或者包裝成港府表現不濟得建制派也看不下去。
如此一來，所謂建制派似乎便不能再像過去無組織無紀律。本欄不是說建建制派不能批評政府，特別是議員有着監察政府的功能，但是所謂的批評理應建基於客觀事實，不能因其山頭利益受損，於是提出一些明顯向既得利益傾斜的政策，甚至是「背刺」政府，變相為部分別有用心的輿論贈送「子彈」。事實上，有建制派疑似發表「背刺」政府的奇言怪論，不是只有謝偉俊一例，在過去亦有不少例子，完善選制後其實亦曾出現，本欄遲點將另撰一文論析之。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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