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提到，有電台主持為了證明強制全民檢測不可行，轉述了香港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系金冬雁教授的訪問，以及一篇網上流傳的分析，但是這些理據，均是避談健康碼的強制應用，因而假設強制全民檢測必須配合「封城」，並繼續沿用傳統的檢測方法，而不是青島曾用的十合一模式之上。是故，所謂的強制全民檢測不可行，其實有如科大經濟學系榮休教授所言，只是提出一個極端的方案作「稻草人」，藉此轉移視線。
強檢何不請內地支援？
另一方面，大家若有細閱所謂強制檢測不可行的理據，便會發現他們的「不可行」，是建基在單靠香港一城之力之上。例如該名主持提到的火神實驗室每日最高檢測量為50萬次，是單靠香港本地醫療系統的人力而言，而那便衍生一個問題：假若單靠香港本地的醫療系統，是沒能力（以傳統方式）完成強制檢測的話，為何不向中央求助，希望中央調動各地醫護人員支援呢？
這個問題，大家若有留意之前政府推行的自願性全民檢測，香港醫學界對於當時內地派出醫護人員支援的態度，大概便能知道答案。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千萬不要以為，香港醫學界只是排斥內地的醫學人員，他們過去對於香港引入外地（包括：英聯邦國家）的醫學人員，依然是充滿排斥。如此一來，我們又如何肯定，這些所謂醫學專家的意見，真是不會照顧所謂的業界利益乎？
若香港沒能力「封城」，怎麼辦？
除此之外，之前雖然已經證明，強制全民檢測不一定要靠「封城」而找出並斬斷隱形傳播鏈，但是香港有無能力「封城」，其實也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因為我們沒法保證香港今後會否像現時部分的西方國家一樣，爆發大規模的疫情，假如香港真像某些人所言一樣，根本沒能力實施全民禁足的話，這便意味着香港只能啥事不能做，坐等香港醫療系統崩潰。
是故，該名電台主持提到「封城」下的執法能力，以及日常生活問題，假如真是無法處理的話，便是意味着香港存在極大的公共衞生隱患。如此說來，便等如告知中央，香港疫情假若真是像外國一樣失控的話，便只能引用《憲法》第67（22）條或《基本法》第18（4）條，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再由中央直接接管香港的防疫工作。
《基本法》第14條
然而，這名主持所提到能力問題，其實也像之前所述一樣，乃是假定香港只能單靠一城之力處理問題，直接忽略香港可向內地求援的選項。例如她提到香港只有3萬警力，是否足以確保全體市民服從禁足令，或是質疑香港有否足夠人力，處理市民禁足期間的生活資源配給，均是忽略了《基本法》第14條規定：香港特區政府在必要時，可向中央政府請求駐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
可委任防疫特務警察
大家若是覺得出動駐軍太誇張，其實特首還可以根據《公安條例》第40條：可隨時藉命令授權警務處處長，以書面方式委任任何願意擔任特務警察的人為特務警察，以此應付禁足令的執行，以及處理市民在禁足期間的生活資源配給問題。須注意的是，條文並無規定特務警察必須由現有的紀律部隊、公務員或香港市民出任，即是香港警力若是真的如此不足的話，特首絕對可以根據《基本法》第43條向中央呈交報告，請求內地派人出任特務警察，由他們負責抗疫。
法律挑戰的解決之法
至於有人提到強制檢測或禁足令的法律問題，其實新冠疫情作為公共衞生緊急狀態，特首會同行政會議除了可引用《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8條訂立規例（如：限聚令或檢疫令）之外，亦可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緊急法》）。兩條法例之間的區別，在於《緊急法》第2（4）條規定：任何規例或依據該規例訂立的命令或規則，即使與任何成文法則中所載者有牴觸，仍具效力，《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則無此一條款。
換言之，特首若以《緊急法》訂立強制檢測令或禁足令，即使有人認為規例跟《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牴觸而提請司法覆核，法院也不可受理。與此同時，根據《基本法》第160條規定，香港本地法例是否符合《基本法》，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判斷和決定，香港法院本來便無權判定，任何其他機關都無權作出判斷和決定，包括香港法院。
結語
由此可見，強制檢測或禁足令的所謂「問題」，只要肯向中央請求支援，其實都有解決方法。事實上，香港現時尚未清零，暗藏多條隱形傳播鏈亦未查出，使疫情有機會從香港倒灌回內地，形成全國性的公共衞生隱患。因此，香港若真是需要全民強檢乃至是禁足，只要願意請求內地支援，中央肯定會伸出援手。然而，有些人只懂轉述所謂專家的觀點，卻不懂、不願或不敢提出解決辦法。若果原因只是腦子不靈光，尚且情有可原，若是因為有甚麼服務對象需要照顧，那樣的人便太過沒有大局觀念了！
文 : 陳凱文
學研社成員，香港投資日報主筆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