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從武漢傳出，不少西方先進國家還在為戴不戴口罩爭個不停時，經過SARS的台灣人早戴上了，因為供不應求，當時蔡政府還勸大家在戶外不要戴。
台灣的公家機構與許多民間企業，也因為經過SARS的教訓，疫情傳出後，就主動開始對辦公大廈內員工與到訪者測額溫，同時要求他們戴口罩，不少企業更主動實施分流上班。
民間從個人到機構自發的「超前部署」，對台灣疫情的防控起到多少作用，不太可能有具體量化的數據呈現，但比起歐美重視「個人自由」的老百姓，絕大部分台灣人的確沒給蔡政府添太多麻煩。
政府不管是中央的還是地方的，當然與民間不同，做了什麼，民眾無從知悉，但照章應都留有紀綠可查。只有像今年初衛福部所屬桃園醫院爆發院內感染，大家才窺知一、二，瞭解桃園這家衛福部所屬醫院主要是收治新冠肺炎病患，做了不少工作，院內上下或多或少也受了些委屈。
說起政府在防治新冠肺炎疫情上的工作，不外乎決策、執行、稽核。 執行與稽核需要人力，這一年多，基層的衛生所、派出所，甚至一個里的里長，都為防治疫情付出了不少心力，只要在疫情期間入境過台灣的國人或外國人，應都有所感受。
至於決策，5月這波疫情爆發後，中央指揮中心的陳時中似乎已給台北、新北兩位市長拖著走，對普篩沒有像過去那樣鐵齒了，至少在雙北一些地區開展了小規模普篩。防疫而沒有普篩，不清楚台灣究竟有多少無症狀感染者，地方政府與基層單位只能把工作重心轉到入境者身上。
古人云，「將帥無能，累死三軍」。所謂「三軍」與「政府」一樣，是個整體又不是個整體。不能一竿子打翻一條船，把政府說得一無是處；也不能一概而論，將所有成績歸諸政府。
三軍的決策者是總司令，政府的決策歸中央。以台灣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來說，不管幕後有無院長蘇貞昌垂簾，檯面上的決策權一直歸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不可否認，陳時中清楚疫苖的重要，早早就很努力的在想方設法採購疫苖，只是礙於他（加他上司？）的「仇中」意識型態（抑島內生技集團的利益糾葛？），連上海復星醫藥主動供給其代理的德國疫苖都遭拒絕。
現在疫情告急，洪秀柱與新黨等個人及團體公開說要跟對岸商量引進大陸疫苖，有可能將防疫引到一個民進黨（或拜登政府）最不願意看到的方向，蔡政府開始坐不住了。5月20日第一次召開了「『全國』防疫會議」，會中六大決議的重點，說穿了就是將過去牢牢握在指揮中心手中的權力放一部分給地方政府。
接下來就看握有一定權力的地方政府，能否引進有效、或經世界衛生組織認證的疫苖，而不問是哪裡生產或由誰代理的了。
文：福蜀濤
前台灣中國時報副總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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