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新加坡和香港不斷被拿來作比較。兩地有頗多相似之處，最初均是人口稀少，文化經濟落後的小漁村，但都分別在十九世紀被英國佔領，淪為大英帝國的海外殖民地，到現在仍然行使源自英國的普通法，而教育、醫療、文官制度等同樣是以英國為藍本。兩地的大小與人口也相差不遠：香港總面積接近1100平方公里，人口750萬；新加坡是700平方公里，人口是550萬。在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香港和新加坡被經濟學家譽為“亞洲四小龍”其中的兩名成員（另外兩名是台灣和南韓），是迅速冒起的新興經濟體。
回看歷史，其實有一段時間，特別是立國初期，新加坡在很多方面都向香港學習。新加坡的“組屋”政策，把全國百分之八十四的人安置於政府建設的公共房屋裡（政府以低廉的價格向新加坡公民售出公屋，並提供購房津貼），其實是師承當年港督麥理浩的“居者有其屋“概念。經過四十多年的演變，現在港新兩地在解決住房問題，誰勝誰負大家心裡有數。香港在戰後的頭五十年，展開大量填海工程，為原本缺乏平地的沿海區域增加不少土地。面積細小的新加坡也一樣積極填海造地，但卻青出於藍勝於藍，沒有像香港一樣受制於反對派政客而舉步維艱。公共運輸系統方面，香港早在七十年代中已開始建造地鐵，新加坡比我們起步較晚，但現在的五條地鐵路線已大大減輕路面交通的負荷，其效率比香港的集體運輸系統也毫不遜色。
審視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四年以來，特區政府施政兜兜轉轉，龜速前進，我們在很多方面已被新加坡這個既是合作夥伴，又是競爭對手的小弟（如果以面積和人口來計算）比了下去。大家不難看到，香港回歸後的種種弊端，其實是有幾個原因。第一，我們的議會烏煙瘴氣，論政質素低劣，一班存心與中國對抗，甚至妄想從特區政府手上奪權的反對派議員拖住政府的後腿。第二，我們的公務員體系因被仇中反共的勢力滲透，加上鐵飯碗文化根深柢固，懶人無處不在，往日公務員的高效光環已經失去。第三，中央政府在回歸後一直都抱着放手讓特首和司局長們去幹的態度，希望他們能把香港治理得妥妥當當而無需中央出手，從而彰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但可惜所托非人，也低估了美英等外國勢力破壞香港的力度。結果是演變成2019年中開始，長達一年的顏色革命，大傷香港的元氣。中央政府終於毅然下定決心，透過全國人大立法通過了《港區國安法》，再公布了《完善選舉辦法》，把選委會和立法會選舉的制度徹底改變過來，同時採取執法行動把包括黎智英在內的反中亂港傳媒負責人抓捕，香港社會才得以恢復安寧，市民不再害怕被人肆意“私了”，被黑暴認為親中的店舖不再被縱火。
剛在上月(12月)中香港舉行了立法會選舉，選出的九十位議員中，只有一名不屬於建制派。一如所料，西方國家爭相抨擊，說香港不再有民主，令人誤以為香港在殖民地時代是有民主選舉。《立場新聞》與《眾新聞》兩份激進網上報紙自我結業，前者的部分高層因涉嫌發放煽動言論被國安處逮捕，西方媒體則說中國打壓特區的新聞自由，但卻完全沒有提到有關控罪其實是英治時代立下的法例，也不提這些網媒發表了如何離譜的煽動性言論。愚見認為，我們其實無需理會別人的指手畫腳。只要香港能重回正軌，市民過着好日子，這才是香港最需要的。
現在香港走的路，應該以新加坡為師，人家的國會多年來都是一黨獨大，政府也絕不容許媒體詆毀誹謗國家和官員，更遑論讓外國勢力插手干預。新加坡執法力度之大，和對罪犯的嚴苛，也是世界有名。除了保留死刑外，現在還會對某些定罪犯人施行鞭刑，對阻嚇再犯，非常有效。不要說2019年香港的黑暴，當地如出現2014年的非法佔領的話，肯定很快便出動警察甚至軍隊平亂清場。不管西方國家怎樣惡評，新加坡的經濟持續發展 （人均GDP已超越香港 ），工商業蓬勃，外國大型企業仍蜂擁而至，在當地開設亞太區總部，無他，人家政府強勢管治，政局穩定，治安良好，人民安居樂業。
如今，香港基本上已把議會中的毒瘤剷除，如果特區領導能虛心向新加坡學習，把房屋、教育、公務員、司法、醫療等領域進行改革，我們以後還是有好日子的。
文 : 陳永良
執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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