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提到，早前18名立法會議員連同32個機構，竟然在未經全體議員同意下，擅自用立法會抬頭的信箋發表聯署信，有着涉嫌發布虛假文件之嫌。另一方面，這份聯署信呼籲政府「考慮向有納稅、有貢獻卻未待滿七年的非永居人士，在派發消費券時給予港人同等待遇」，其建議內容本身以及背後所反映的價值觀，均有值得斟酌之處。
首先，香港要吸引和保住內地和外地人才，關鍵理應在於工作和發展機遇，例如：能夠吸引對方來港的工資待遇，以及理想的就業前景。能夠提供上述招攬外來人才的誘因，主要源自企業而非政府。把本來可靠人力市場以「無形之手」自行調節之事，議員卻要政府出手，變相等於叫政府拿着納稅人的錢，去幫商家佬吸引和挽留外來人才。
其次，既然誘人的工資、待遇和就業前景，才是招攬和挽留人才的根本，這些因素若在當今香港繼續存在，對方收到政府派發消費券，只不過是錦上添花。反之，外來人才若是不滿留港就業的待遇，或者對就業前景悲觀，即使收到政府派發的消費券，對方花完後還是會離開。那群議員竟認為政府可靠消費券挽留人才，這是嚴重高估消費券的效用。
其三，由於香港受新冠疫情影響，實行了出入境檢疫的措施，增加了內地和外地來港人才回家探親的難度，因而減少他們來港就業或創業的誘因。參與聯署的議員難道天真地認為，區區的幾千、一萬元消費券，能抵銷入境或出境檢疫措施所帶來的負面因素乎？可見這些議員把發放消費券，硬要說成是挽留人才之舉，只不過是一些編出來也沒人信的理由。
因此，這批立法會議員若是真心想挽留外來人才，便應根據外來人才的原居地，提出香港如何能恢復「通關」之法，例如：他們想挽留的海外來港人才，便應爭取港府進一步放寬國外入境者的檢疫措施。反之，若是想吸引和挽留內地專才來港，便應建議港府創造對內「通關」的條件，以解決「港漂」在疫情下長期無法回家，造成部分人因此而離港的問題？
例如：趁每日確診數字近期跌至三位數，便建議港府重啟全民強檢計劃，藉此查出潛藏於社區內的隱形傳播鏈，從而促使香港達致社會面清零，以便向內地爭取免隔離通關。如此又引伸另一個問題：這些參與聯署的議員，為何要跑去建議一些常人也能知道，派些少錢根本挽留不到真正外來人才的建議？是有人視所謂「港漂」為潛在票源，但爭「通關」會觸動其他既得利益的奶酪，於是藉着幫「港漂」爭取消費券，讓自己看起來好像有為對方爭取過一些事嗎？
其四，熟悉《基本法》及其相關的合憲性審查案例，或至少是提出建議前，查找相關法例和案例，是立法會議員應當具備的能力。《基本法》第36條規定：「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而不是只有香港永久性居民才可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這點終審庭已在「孔允明 訴 社會福利署署長」(FACV 2/2013)一案中指出。
在此情況之下，發放消費券顯然不屬基本人權，而是一次性發放的社會福利，議員本可根據上述《基本法》條文及相關案例，呼籲政府不以居港年期作為發放限制，不論是否永久性居民皆一視同仁，但是參與聯署的議員沒這樣做，反而在非永久性居民當中，以所謂「有貢獻」、「有納稅」再行劃分，試問這樣的福利發放標準，究竟有何法理依據呢？這18名立法會議員，實在有責任向公眾解釋。
更重要的是，聯署為「有納稅、有貢獻卻未待滿七年的非永居人士」爭取消費券，背後其實反映着一種極其市儈的價值觀，兼且是變相鼓勵本地港人以「有納稅」、「有貢獻」，將新來港人士加以區分，有着挑動社會分化，引起香港居民之間的不滿、加深不同階層居民間的惡感之嫌。然而，這是另一個值得深入談討的話題，為了維持本文的可讀性，只好遲點另撰一文再說。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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