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常委會2022年12月30日就國安案件的被告，能否聘用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律師參與案件一事釋法。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烈顯倫在朋友圈再發文評論，認為人大常委會釋法後，出於審慎，終院首席法官日後處理涉及國安法的刑事案，若涉聘請外地大律師，宜根據《國安法》47條，先提請行政長官要求證明書。他又認為，黎智英案開審時，Tim Owen不太可能再來香港為其辯護，事件已「死於自然。」
人大常委會日前就《港區國安法》作出3點解釋，其中第2點提出香港法院在審理有關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或有關證據材料是否涉國家秘密等，應當向行政長官提出並取得行政長官就有關問題的證明書，證明書對法院有約束力。第3點則提出，若事前沒有提請行政長官要求證明書，則國家安全委員會應當根據《港區國安法》第14條，對該等情況和問題作出相關判斷和決定。特區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特首擔任主席。
烈顯倫在第2篇流傳朋友圈的文章指，若第3點是針對黎智英案，則是將皮球踢給特區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安法第14條規定國家安全委員會制訂政策以保障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委員會可「先於法律制度」(advance the legal system)來保護國家安全 ; 一般來說，國安委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有廣泛的行政功能，但沒有推翻高等法院決定的權力。
烈顯倫認為，若這也是國安委對第14條的看法，則（在黎智英案）行使其「判斷和決定」時，國安委可甚麼也不做，留給日後相同的案件作指引，而高等法院以後遇上類同的案件，涉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27條，聘請海外律師，從政策和審慎方面考慮，先根據國安法47條，向行政長官申請證明書。
烈顯倫認為，黎智英案開審時，Tim Owen不太可能再來香港，領導本地律師團隊為黎智英辯護，從實際角度出發，事件已「死於自然。」
他說，上述法律原則的執行要暢順，普通法需時間琢磨，以容納中央在法律議題上彈性的取向，只有這樣才能令兩制成功運行。Tim Owen的個案是好例子，《法律執業者條例》27條(4)與國安法相關不大，重點是Tim Owen的經驗和專長，在普通法法庭，這並非與國家安全有關的訴訟，但人大常委會有不同的看法，因為若非與Tim Owen有關，釋法就不會有第3點。
因此，出於審慎，烈顯倫認為，首席法官日後處理涉及國安法的刑事案，先提請行政長官要求證明書，是適當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