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為求彰顯司法公義修訂《逃犯條例》，但想不到在反對派不斷誤導及鼓動下，竟引發了大規模群眾抗爭運動，規模比2014年非法佔中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次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反對派大量透過社交網站、討論區、群組等來串連群眾上街，更透過不同界別去打組織戰，擴大社會影響，這其中又以教育界、學界最為活躍。
教育界對學生洗腦，灌輸偏頗的意識型態已經不是新鮮事，2014年非法佔中時已惹來社會一片撻伐，但事隔五年，情況不但沒有改善，反而變本加厲，實在令人憂心。
文：潘翠華 圖：黃冠華
教育界、學界在今次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抗爭中，介入之深影響之大，已經可以用矚目驚心四個字來形容。除了遊行前以各式各樣的名義來騎劫學校，參與所謂的「反修例聯署」之外，更發動所謂的「罷課」行動逼政府讓步，甚至連中學生也不放過，不少中學校長對學生參與罷課、街頭抗爭等活動都採取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
網上流傳一段家長與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校長張欽龍的電話對話，揭露了校方向家長發出「本校處理罷課的立場」通告，要求學生如考試期間罷課，須得到家長書面同意及返校自修，引起外界嘩然，質疑校方變相鼓勵學生罷課，發出的通告如同白紙黑字告訴學生，如何去取得「合法罷課罷試」資格。
學校向學生灌輸偏頗意識型態，從小洗腦，學生在一片反中、反政府的氛圍下成長，影響可想而知。這解釋了為何現今的年輕人會愈來愈激進，對各種反政府暴力行為視作理所當然。
前教師嘆教育已變質
郭玲麗，作為一個前教育工作者，親眼目睹一群思想激進的通識科「黃教師」，如何用偏頗的意識型態荼毒影響學生，因此對今天發生在社會上的亂象，也只能無可奈何。
2014年一場佔中，令人忽然驚覺，原來教育界瀰漫着一面倒的極端意識型態，教師每天以反建制思想為學生洗腦。甚至，有教師參與佔中後，竟興高采烈地跟學生分享所見所聞，學生因而變得愈來愈反叛，甚至走向極端。當了19年教師，在佔中一役後頓然醒悟，香港教育原來已經變質，於是毅然跳出來，放棄教席走入社區。郭玲麗去年9月開始加入民建聯做社區主任，她曾在教育界度過19年漫長歲月，是甚麽原因令她忽然間「大徹大悟」，走出資深教師的Comfort Zone，一切重頭開始？原來只因為學生的一句話：「當時我跟支持佔中的學生講，既然你不滿（社會），何不先跳出去看多些，自己尋求真相？學生卻指着我反問：『如果你咁有想法，不如你先跳出去？』就是因為這句話，我真的跳了出去。」
教師走火入魔思想極端
離開教席，是因為對香港教育制度心灰意冷，更因為她眼見身邊同僚的教學理念行錯了方向，猶如「走火入魔」。她不想再隨波逐流，最終決意跳出這個漩渦，尋找心中答案。
「做得教師呢一行，通常都係偏黃，對社會有啲不滿。」郭玲麗坦言，自己的政治立場也曾經有這樣取向，但2014年發生佔中後，她看着大學生、甚至中學生去罷課，走上街頭衝擊，忽然清醒了一截。
但真正令郭玲麗驚訝的，是佔中過後，其他教師的教學態度：「很多極端思想，為反而反。」她說，這些老師會不停對學生洗腦，而非給予他們自我思考和批判的空間，日積月累潛移默化，學生的思想會受到甚麽影響，不言而喻。
到底這些老師的思想極端到甚麼地步？據郭玲麗憶述，有老師竟將「你覺得中聯辦有甚麼缺失？」當作試題；上課時會討論「三權分立在香港是否名存實亡？」明顯地，老師是在刻意設定議題，言語間引導學生思想。
不參與佔中測驗零分
不只老師，學校本身亦如是。她說，有學校把「學生必須佔中」當成是一個測驗。測驗？沒錯，即是說，如果學生無參與佔中，便等於沒有應試、沒有測驗分，更會直接影響學期終的考試成績，變相強迫學生必須參與佔中。
即使是平日上課，某些學校也會對學生進行「植入式洗腦」：「將你（學生）困在班房，（教師）將六四事件主觀地表述一次，講很多『大仁大義』，必須聽完他們（教師）所講的版本，才把你放出來。」
郭玲麗對這些教學方法實在不敢苟同：「學生不應太早有政治立場，而作為教師，我們應該要教學生把事件看得全面和透徹，不能只給一方面的看法。」此時，她開始問自己：「我是否應繼續在這個教育制度裏隨波逐流？」最後，她選擇離開：「我走出來，讓我可以更大膽發聲，唔知可以影響幾多，但在個人立場上盡力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