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真，由於新民黨的容海恩在2016年出任立法會議員以來，表現實在有目共睹，所以她會在其家翁袁弓夷在境外籌組「香港議會」而被通緝後，登報宣佈自己要跟對方斷絕「爺媳」關係，實在不會讓人感到意外，本來亦沒有太大的討論價值。然而，當她的老公袁彌昌在事後撰文，除宣稱自己事前已知此事外，還指此事讓他擔心「寧左勿右」風氣開始出現上行下效之勢，整件事便變得有點意思了。
先說袁彌昌借其太太的舉措，說什麼香港出現「寧左勿右」的風氣，實在太過招笑。一直以來，政治上的「右」都是指擁護現行建制的一方，謀求改變的一方則為「左」，所以從香港的政治光譜而言，「右」應該是擁護一國兩制下的資本主義制度，「左」則跟其相反，而香港除少數自稱的托派之外，可沒甚麼人主張結束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即所謂的「左」根本在香港政壇上並不存在，他老婆的所作所為，又如何能跟「寧左勿右」扯上關係？
當然袁彌昌大可以說，香港的親北京勢力，在回歸前一直被稱作「傳統左派」，所以他跟隨坊間錯誤的左右二分法，把所有親北京的舉措稱之為「左」。然而，容海恩登報稱要跟其家翁脫離「翁媳」關係，真是因為她親北京嗎？照常理而言，一個人的家翁或其他家屬涉嫌違法而被通緝，而又不認同對方的所作所為，應是勸喻對方停止其犯罪行為，回港投案自首，爭取減刑才是。
雖說勸喻未必有用，但是相比之下，登報宣稱自己要跟對方脫離「翁媳」關係，則完全達不到勸喻對方停止犯罪的效果，反而是讓人覺得她是害怕自己受其家翁牽連。然而，容海恩好歹是個執業大律師，理應知道香港沿用的普通法制度，奉行罪責自負原則，即是刑罰只及於犯罪者本人，犯罪者的親朋好友只要沒參與其中，亦沒提供協助的話，便不可能受到所謂的牽連。
如此一來，容海恩口頭上雖自稱為了「國之大義」，但是其貌似謀求自保之舉，實際上卻是陷國家於不義，而這樣做的客觀效果，儼如暗示香港的罪責自負原則不復存在，引起公眾對香港司法產生誤解，或者誤以為《港區國安法》是一部連坐法。若有人作出或串謀作出具煽動性的行為，例如故意促使他人誤解香港的司法制度，藉此引起他人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便有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9(1)(d)條及第10(1)條的嫌疑。
是故，有人將容海恩這次行為評為「低級紅」，乃是在不懷疑對方的政治立場和動機的情況下，單純地認為對方的做法會弄巧反拙。然而，容海恩並非不諳法律的街邊大嬸，而是法學博士、執業大律師，她所具備的法律專業知識，理應讓她知道其家翁被通緝，並不會因此而受到牽連，正如她也理應知道自己跟袁弓夷的翁媳關係，乃是建基於她跟對方兒子的法定婚姻關係之上，所謂登報脫離「爺媳」關係只是做做樣子，並無實質法律效力。
既然如此，我們又憑什麼認為，容海恩是「低級紅」，沒有精密的盤算在內？與此同時，袁彌昌在文中宣稱自己事前已知悉，又指自己事先沒告知其父袁弓夷，真相又真的是這樣嗎？這個問題，還真的是天曉得。畢竟，即使有人被通緝之後，一家子人暗地裡串通好，先由媳婦發表一份沒法律效力的所謂切割聲明，再由父子二人加以炒作，藉此激起他人憎恨香港司法的話，控方也難以找到證據，我們這些普通市民，便更加不用說了！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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