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提到，國家主席習近平雖在去年的七一講話中，強調中央支持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但部分所謂建制派近期的種種表現，卻說明他們已逐漸變成港府在解決土地問題上的攔路虎，更提出一些右傾的經濟和民生政策，向商界傾斜而犧牲草根乃至夾心階層的利益。
建制派之前在立法會通過引入外勞的無約束力議案，以及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和前高官張炳良輪流發功，批評長者乘車優惠長遠會令庫房負擔增加，都是典型例子，而這便引伸一個問題：為何部分建制派現時所提出的主張，都似乎比過去右傾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重提一點，那便是所謂的建制派，不過是坊間為了把他們跟反對派區別開來的二分法，實際上卻不是鐵板一塊。
出現這一情況，自然有其歷史因素。畢竟，香港在1967年的反英抗暴 (即港英政府所稱的六七暴動) 失敗後，本來親中的傳統左派轉趨低調，加上港英政府的有意打壓，令傳統左派面臨人才萎縮的問題。及至中英聯合談判過後，香港回歸祖國提上了政治日程，傳統左派是否有足夠治港人才的問題，亦因而浮面。為了香港能夠平穩過渡，各路人馬只需口頭上自稱愛國，都被統戰到愛國愛港陣營之內。
以這種方式所組成的建制派，雖能最大程度符合「拉攏一大片」的統戰目標，但結果必然是整個陣營的階級成份變得相當複雜，使他們除了口頭上自稱愛國之外，有着各自需要服務的階級立場。另一方面，由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香港作為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港英時代所設立的整個建制和法制，自然傾向服務處於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草根和夾心階層在建制內亦因此處於弱勢。
除此之外，香港由於在回歸後奉行一國兩制，維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又因為平穩過渡的需要，整個港英政府公務員團隊都能在「直通車」機制下留任，加上港英時代過去一直奉行簡單低稅制和積極不干預政策，令港府不論在經濟和民生政策都是比較右。如此一來，由於所謂建制派的政治定位，一貫都是親政府，自然造成部分建制派立場上雖然較左，也不好意思公然唱反調。
耐人尋味的是，現在無論是高球場收地建屋，抑或是長者乘車優惠，都是港府推動的政策，但也遭到部分建制派大老反對，當中葉劉淑儀不但是新民黨主席，還是行政會議召集人。除此之外，之前立法會通過引入外勞的無約束力議案，並不只是由立場一向傾向商界的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牽頭，還有65票贊成，超過立法會議席總數的三分之二。如此現象似乎反映，所謂建制派的右傾跟成份複雜，未必有直接關係，其箇中成因則會另撰一文論析之。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