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提到，中國現階段貿然改行所謂的「與病毒共存」，將有可能對國內經濟、社會安定，以及非傳統安全領域的不穩定因素，而在當今的國際政治格局下，西方國家倒是希望中國出現動盪，所以他們可能會發動認知作戰，由外媒和「在地協助者」發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論，忽悠香港和內地民眾，乃至是建制當中的決策者，從而讓內地或香港放棄「動態清零」，或者令現行的抗疫措施破防，使全國跟西方一樣被逼「與病毒共存」。
其中一種最常見的說法，便是宣稱新冠病毒變種為omicron之後，毒性和致死率已經大幅降低，已經變得像「大號流感」一樣。由於香港在今次第五波疫情中，死亡個案以沒接種疫苗的長者居多，加上不少成年感染者是輕症，痊癒後亦未有後遺症癥狀，又或者尚未顯現，這些人便有可能產生omicron殺傷力不大，現行抗疫措施不過是小題大做的感覺，最終自覺或不自覺地成了鼓吹「共存」的助力。
第二種是宣稱疫苗接種覆蓋率只要夠高，加上抗疫措施破防後，感染者痊癒後會產生抗體，整個社會自然會形成所謂的「群體免疫」，香港部分所謂「專家」便鼓吹此一做法。跟西方過去的「自然群體免疫」不同，他們承認感染者痊癒後，未來仍要接種疫苗，接種過疫苗者則要再打更多疫苗，即是以接種疫苗為主要抗疫手段，但是不再追求本地個案零確診的「社會面清零」，所以主張放棄其他社交距離或入境檢疫措施。
第三種說法的焦點，則是主要放在經濟層面和「代價」之上。他們往往會先引用上述兩種「醫學」觀點，證明沒再必要追求「社會面清零」，同時批評內地和香港的「動態清零」政策太緊，造成的經濟代價太大。這類言論既會由外媒負責傳播，亦會由外資或者本地商界發出，部分建制內的商界代言人，乃至是受商界豢養的筆桿子，亦會齊齊「發功」，藉此製造輿論壓力，部分的地方政府領導層，亦可能會因此而在抗疫方針上出現動搖。
第四種說法屬香港特有，某程度上是部分建制中人，因受認知作戰影響，或者因為各種緣故，因而在抗疫方針上出現動搖，並以香港的本地因素，作為抗拒某些防疫手段的理據，例如拿香港的「一國兩制」說事，強調香港抗疫亦要奉行「兩制」，例如宣稱香港抗疫既已破防，不如作為「與病毒共存」的試點等等。
上述四種之外，還有其他類型的言論，例如：針對反政府的非建制支持者，便會宣稱內地和香港繼續堅持「動態清零」，只不過是「面子問題」；又例如：有些人會自稱中間或溫和建制，然後宣稱抗疫策略不應「政治化」；對於公共衞生問題不太認識的普通市民，又會有人似是而非地拿流感說事，指流感亦從未能夠清零，以此質疑「動態清零」的方針「不科學」，以此爭取不同立場的市民支持所謂的「與病毒共存」。
某程度而言，西方在抗疫上的認知作戰，已成功發揮作用，特別是部分市民已出現抗疫疲勞，而部分人或界別又因抗疫而出現既得利益受損，再加上部分建制中人因為頭腦不夠清晰，或者因為其他緣故，而令他們在抗疫策略上出現動搖，並且自覺或不自覺地支持所謂的「共存」主張，當中所產生的影響力，比外媒或「在地協助者」更大。
由是觀之，在抗疫策略的所謂爭議中，某程度上反映着部分建制中人，存在着一些意識上的問題，才會在對方發動認知作戰下出現動搖，而這些問題不但會影響香港和全國的抗疫大局，長遠而言還會讓整個建制在未來的宣傳戰中，長期處於被動和劣勢，最終有機會影響香港未來的管治和社會穩定，奈何本文篇幅已頗長，部分建制中人的意識問題，便只好遲點另撰一文再說。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