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許多城市面臨房價上漲和生活成本增加的壓力，共居（co-living）作為一種新興的居住模式，在全球範圍內迅速興起。從瑞典、倫敦，到廣州、台北、東京和首爾，共居空間不僅應對了居住成本極高的問題，也迎合了大量流動人口、青年創業家和自由工作者等新興創意階級的需求 。
共居空間的興起，部分是由於工作型態的變遷，尤其是共同工作空間（co-working space）的流行，促使相關業者將業務擴展到共居領域。這些空間不僅提供靈活的租約和多樣化的社交活動，還為居住者提供了一個促進創意和合作的環境。
筆者歸納各地項目，雖然「共居」沒有一個普遍的定義，但從各地的案例來看，主要可分為三種形態：
(1) 由商業機會驅動的「共居」、(2) 為回應社會多元需求而出現的「共居」、(3) 出於社會公義考量的共居。這三種共居形態各有特點，但共同目的都是透過共享和社區參與，提供比傳統居住模式更具人文關懷和社會價值的選擇，反映了當代城市居住的多元化和創新趨勢。
在中國，其實傳統建築「四合院」和「客家圍屋」就體現了早期的共居特性。而當代的共居空間，如「YOU+青年公寓」，則強調建立社區關係，鼓勵居住者參與社區活動和互助。台灣也發展了一些創新的共居項目，如「玖樓」共生公寓，為市民提供更多元和靈活的居住選擇。而在香港，早在1920-50年代，香港的「藍屋」就已經展現了類似「共居」的社區生活方式，當時的居民透過共享空間和資源建立了緊密的鄰里關係。這種具香港特色的「共居」關係透過政府的「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得以保留，並透過聖雅各福群會推出的「好鄰居計劃」進一步強化，促進新舊租戶之間的互動，共同營造充滿人情味的社區文化。現時特區政府也推出了一些類似「共居」的項目——青年宿舍計劃，2022年更透過資助非政府機構利用閒置土地或租用酒店和旅館來改建青年宿舍，為青年提供更多可負擔的居住選擇。
在這波全球共居的趨勢中，我們有機會反思這一居住模式在香港的實踐潛力。香港獨特的社會發展結構，令我們不能不用創新思維尋求解決方案。香港的「藍屋」和「青年宿舍計劃」已經展示了共居理念的可行性和積極影響。因此，我們應進一步探討如何將這種居住模式本土化，使其更好地適應香港的實際情況，從而為年輕一代提供更多可負擔、充滿社區感的居住選擇。
文：葉浚生
民主思路地區幹事, 2023年區議會選舉參選人。專注研究青年事務、環保議題。認為只有在尋求共識同時尊重差異，才能促進社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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