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指出，法院早前批准黎智英聘請英國大狀為辯護人，有違《港區國安法》第5條的立法原意，並且透過擅自釋法，意圖將一套語焉不詳的「國際間的司法標準」，凌駕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之上。與此同時，法院口中的所謂國際標準，若是指在港適用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沒保障被告人可聘請非本國執業律師的權利，被告人只要能跟其選任的本地執業律師聯絡，便符合《公約》相關規定。
然而，現在上訴庭已維持原判，准許黎智英聘請洋大狀為辯護律師，案件的後續發展將會如何呢？根據媒體報道，終審庭今早開庭審理有關申請，三名法官聽過律政司、Tim Owen及大律師公會三方在庭上作出的陳詞後表示，需時再作考慮，將於下周一頒布書面判詞，並表示不希望押後案件開審日期，終審法院如拒批上訴許可，有關判詞則主要為學術討論。
如此一來，便有可能出現幾個結果。第一個情況是：終審庭批出上訴許可，並推翻原訟庭批准黎智英聘請洋大狀的裁決，雖說這一判決背後，仍有可能涉及香港法院擅自釋法的行為，但在判決沒違背《港區國安法》第5條立法原意的情況下，全國人大常委會便有可能考慮各項因素後，決定不啟動釋法程序，自然亦未必會追究香港法院擅自釋法的行為。
第二和第三個情況，分別是批出上訴許可但是維持原判，或者是拒絕批出上訴許可，兩個情況均意味着香港法院擅自解釋《港區國安法》第5條後，將「辯護權」理解為被告人有權聘請外國執業的非中國籍律師，有違內地對於「辯護權」的一貫解釋。在此情況之下，全國人大常委會便有可能因此而主動釋法，同時撥亂反正，述明《港區國安法》第65條並沒賦予香港法院釋法權。
另一個可能出現的情況，便是逼使中央政府批准駐港國安公署對黎智英案行使管轄權。根據《港區國安法》第55條：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經香港特區政府或者駐港國安公署提出，並報中央政府批准，由駐港國安公署對本法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
(一) 案件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的複雜情況，香港特區管轄確有困難的；
(二) 出現香港特區政府無法有效執行本法的嚴重情況的；
(三) 出現國家安全面臨重大現實威脅的情況的。
如上所述，香港法院准許黎智英聘請洋大狀，是擅自釋法的結果，而且有違《港區國安法》第5條對於「辯護權」的立法原意，律政司多次提出上訴後，法院卻未能撥亂反正，是否可視為第55(二)條規定，「出現香港特區政府無法有效執行本法的嚴重情況」呢？與此同時，容許一名外國執業的非中國籍律師參與審訊，此一行為本身是否屬於第55(一)條所指的「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
另一方面，境外勢力自黎智英被捕以來，便一直透過官員、政客或境外媒體的報導，製造所謂的國際輿論壓力，意圖藉此影響判決結果，而上訴庭在早前的判詞中，便曾把香港的「國際聲譽」納入考慮因素，這是否意味着香港法院的判決，可能會受所謂國際輿論的毀譽和壓力影響？若境外勢力可以透過製造國際輿論向法院施壓，從而影響判決，中央又會否將此視為「案件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的複雜情況」？
由是觀之，終審庭在黎智英聘請洋大狀的問題上，若是選擇繼續透過自行釋法的方式，無視《港區國安法》有關「辯護權」的立法原意，最終結果很有可能倒逼全國人大常委會啟動釋法程序，中央甚至有可能為了阻止境外大狀介入案件，批准駐港國安公署對黎智英案行使管轄權，屆時便會根據《港區國安法》第56條，案件不會再在香港法院審理，而是由內地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有關法院行使審判權。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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