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提到，由於特區政府在語文政策上的不作為，致使香港在回歸已超過四份一世紀的情況下，普通話作為國家的法定通用語言，至今仍處於語言弱勢，而且有人正在利用粵普之間的語言隔閡，故意挑起矛盾，使之成為了文化港獨的溫床。在此情況之下，中央應當重視香港的語文生態問題，並責成特區政府修訂本地法例，確立普通話和簡體字的法定語文地位。
其中一個辦法，便是由特區政府修訂現行的《法定語文條例》：
一，訂明條文中的「中文」，是指普通話及規範漢字 (即簡體字)；
二，訂明所有以中文發布的政府文件，必須使用規範漢字；
三，訂明所有公職人員在工作和公開發言時，必須使用普通話；
四，訂明公務員事務局須制定或修訂公務員守則，規定新入職公務員須考獲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二級的成績，同時規定現職公務員在某個寬限期後，須考獲考獲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二級的成績；
五，規定政府任命的公職人員，須考獲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二級的成績；
六，訂明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規例，規定學校以中文授課時，須使用規範漢字和普通話，違者可處罰款或開除教籍；
七，訂明特首會同行會可訂立規例，規定廣播機構的中文頻道，除凌晨0時至6時外，其餘時段均須以普通話廣播，違者可處罰款或取消廣播牌照；
八，訂明特首會同行會可訂立規例，規定某一寬限期後，任何中文廣告或招牌均須改用規範漢字，任何廣告的播放，則須改用普通話，違者可處罰款。
與此同時，現行《教育條例》及《廣播條例》當中，任何涉及語言政策的條文，亦應作出修訂；立法會亦應修訂議事守則第2條，訂明議員以中文發言或呈交提案，須使用普通話及簡體字。
說到這裡或許有人會說，透過修例確立普通話和簡體字的法定語文地位，有違香港奉行一國兩制的原則，此說實屬大謬。本欄已一再強調，一國兩制是香港特區根據《基本法》第5條，維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條文中的資本主義是指社會的生產關係以按資分配的方式為主，語文政策的不會改變香港按資分配為主的生產關係，自然不可能違反《基本法》規定的一國兩制原則。
高度自治方面，《基本法》第136條只是規定特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位制度和承認學歷等政策」，意味着港府本來便可改變教學語言的政策，規定學校以中文教學時，必須使用普通話及簡體字，亦可將普通話和簡體字的應用，列為公開試或大學畢業試的必考科目。
另一方面，《基本法》第9條亦只是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並無訂明「中文」是用粵語和繁體字，抑或是普通話和簡體字。換言之，特區政府若非不作為的話，絕對是可以透過修訂本地法例，確立普通話和簡體字的法定語文地位。
當然，問題我們亦可以反過來看，歷屆港府在語文政策上不作為，正是利用了《基本法》條文在中文應用政策上所賦予的彈性，使其可以繼續奉行所謂的「兩文三語」政策，確保着粵語在港的華人共同語地位，從而讓港英時代成長的本地統治階層，不會因為不諳普通話和簡體字喪失公職，所以我們亦有理由相信，若沒中央責成或監督的話，香港推廣普通話和繁體字的最大阻力，很有可能是來自現正處於「收成期」的本地統治階層。
在此情況之下，中央絕對可以透過提請人大釋法，述明《基本法》第9條中的「中文」，是指普通話及規範漢字，又或者是直接引用《基本法》第18條，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列入附件三，再由特區政府以本地立法的方式實施。畢竟無論中外，法定語文的制定與頒布權，歷來都屬於中央事權，更不要說《基本法》第18條或第158條，本已授予中央確立香港法定語文的權力了。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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