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官對法律的錯誤理解，成為被告罪名不成立的關鍵，是被告人的幸運，還是社會的不幸？或者可以以自我安慰的心態去解讀，因為裁判官對法律的誤解，又因為律政司的不服，令上訴庭可以作出更有力而正確的解釋，使法律更完善。那就應該感謝那位誤解法律的裁判官了。雖然他判錯案件不會接受什麼懲罰，也讓被告可以逍遙法外，但因為他的「誤」，卻使一條立了那麼多年的法律的定義更加清晰，說得上是立了大功，司法機構應該對他加以獎勵。幾位被告遇上這位裁判官，應該算是「好彩」，也顯得香港法律的仁慈，就是苦了控方和搜證的人員吧！
香港的法律制度就是這麽的可愛，從不同觀點與不同角度的辯論，辯出了疑點，也找出了脫罪的理據，是不是真相不重要，至少減少了怨案。這種制度，就連法官的錯，也可以成為更完善法律的理由。制度的可辯性，相信也是那麽多聰明的律師和大律師們致富的原因。香港行普通法百多年，《刑事訴訟程序條例》中的定義到今天還可以有爭議，甚至有學者指出「共同犯罪」的法律概念，在同是實行普通法系的不同國家，也有嚴寬不一的看法。因為看法不同，案是冤是錯是對，不徇私枉法，就要靠上訴庭和終院的明鏡去把好法律的關了。
上訴庭和終院的一錘定音，在某程度上表現了司法系統的可靠性。但在黑暴期間發生的多宗案被律政司上訴成功，就令人憂慮裁判官的質素了。小市民對香港的司法制度有沒有信心，不是來自上訴庭和終院裁決，而是對地方百姓最直接的裁判法院。若裁判官的質素參差，對市民日常生活習慣又缺乏認識，常識又不夠常，對法律見解又獨特，最怕就是有政治偏頗，就苦了執法的警察，害了市民和懷了法治。「共同犯罪」的概念雖然被上訴庭確定了，但同時令人對裁判官的質素質憂慮了。
文 : 陳祖光
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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