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指出，香港法院准許黎智英聘請英國大狀擔任辯護律師，不符合內地最高法對於「辯護權」的解釋，有違《港區國安法》第五條有關「辯護權」的立法原意。與此同時，法庭在駁回律政司上訴的判詞中，亦有不少問題，例如指「海外法例或者可以協助法庭」，表示「香港的國際聲譽取決於法院地位」，以及「香港法院應該採納國際所用的司法標準」。
首先，法院認為「海外法例或者可以協助法庭」，似乎是想引用外國法例或案例判案，但是縱觀整部《港區國安法》，並沒任何條文授權法院可以援引外國法例或案例判案，根據公權力「法無授權即禁止」的原則，香港法院只能根據控方呈交的證據是否充分，最多是根據過往涉及國安法的本地案例，以此判定被告人有否觸犯《港區國安法》所列之罪行。所謂外國法例或案例，在香港沒法律約束力，不能以此作為法院判處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的法理依據。
其次，無論是法院提到香港的「國際聲譽」，以及「國際間的司法標準」，其所謂「國際」的實質意涵究竟是什麼？畢竟，在部分香港人眼中，基本上是把北約成員國的看法，等同於所謂的「國際」。若法院亦有相同看法，而是次案件被告人勾結的境外勢力，便是上述所提及的北約成員國，香港法院會否因為考慮到所謂香港的「國際聲譽」而影響判案呢？
箇中原因其實十分簡單，案件既然指被告人勾結境外勢力，涉案的境外勢力自然會用盡所有方法，影響法庭判決，包括製造所謂的國際輿論，將案件包裝為被告人因異見而遭受「政治逼害」，或者將其煽惑他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包裝為所謂「以言入罪」。法院判案時，若把香港的所謂「國際聲譽」作為考慮因素，便是違反《法官行為指引》第19條的規定，未能做到「獨立於所有外界的影響」，以及「對輿論的毀譽必須置之度外」。
說到這裡有人或許會說，上訴庭原話是「香港的國際聲譽取決於法院地位」，以及「國際間的司法標準」，純粹是指法院根據國際法，判定被告人聘請外籍大狀為辯護律師，可是這一說法仍有幾個問題：
一，即使在本地的刑事檢控程序中，法院可批准被告人聘請外國執業的律師，但《港區國安法》第45條已述明：香港法院應當依照本地法律的刑事檢控程序處理國安法案件，「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在此情況之下，既然《港區國安法》第5條關於「辯護權」的立法原意，只是准許被告人自辯或聘請香港本地執業的中國籍律師，法院應嚴格執行。
二，法院提到《港區國安法》第4條，依法保障港人根據《基本法》和《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在港適用的有關規定，但是涉及被告人權利的《公約》第14條，其第(三)(B)款只是規定「給予充分之時間及便利，準備答辯並與其選任之辯護人聯絡」。如此一來，法院即使不准許被告人聘請非本國籍的執業律師為辯護人，對方依舊享有選任本國籍或本地執業律師為辯護人的權利，並不違反《公約》第14(三)(B)款的規定。
退一步而言，雖說《基本法》第39條亦有規定：《公約》在港適用的條款繼續有效，但《港區國安法》是根據《基本法》第18條列入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而整部《基本法》都沒任何條文，授權香港法院可判別列入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有否違反《基本法》。是故，《港區國安法》第5條中的「辯護權」不包含被告人聘請外國執業律師的權利，究竟是否跟《公約》第14(三)(B)款抵觸，香港法院沒權判別。
由是觀之，即使是根據國際法，亦沒規定法院必須准許被告人聘請外國執業律師，而且香港法院本來便沒權判別《港區國安法》有否違反《公約》及《基本法》，香港法院不能以維護香港所謂的「國際聲譽」為由，透過篡奪中央事權的方式提高所謂的「法院地位」。問題是：現在上訴庭已維持原判，准許黎智英聘請洋大狀為辯護律師，案件的後續發展將會如何呢？這個問題，本文將會另撰一文再作剖析。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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