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保羅·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近日在《紐約時報》專欄寫下<中國會重蹈日本的覆轍嗎> 一文，發揮其數十多年來不遺餘力唱衰中國的特質，說中國進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但未來不會重蹈日本覆轍，因爲中國的情況會更糟。
說白了就是他認爲目前中國的通縮情況，只會比日本失去的30年更糟。
不過說實話，既是克魯格曼說的，我就放心了，因爲近年克魯格曼的經濟分析越來越是意識形態先行，經常把經濟增長和民主與否掛鉤。這和他自由派經濟學家和專欄作家身份是一致的，既是自由派，眼中就只有民主和獨裁；又是專欄作家，定期要交稿，他為了銷量，很難不語不驚人不罷休。
美國近年的論政環境越來越講政治正確，他這種意識形態為尚的經濟分析是最吸引眼球的，進是爲了流量，退也能為鞏固基本讀者。
他在<中國會重蹈日本的覆轍嗎>寫到「當前中國雖與1990年的日本有一些相似之處，比如中國廣泛失衡的經濟、消費需求太低、僅靠過度膨脹的房地產部門維持經濟運轉，以及勞動年齡人口下滑。但有別於1990年的日本，中國可能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亦即迅速增長的經濟到達某一程度後，開始停滯不前。」
克魯格曼質疑，如果中國走向經濟放緩，那麼是否能複製日本的社會凝聚力，亦即處理經濟放緩而不引發大規模痛苦或社會動盪的能力？在一個不穩定的「專制」政權，有能力作到這一點嗎？尤其中國青年的失業率遠高於日本。
他結語說，從經濟角度而言，中國不太可能是下一個日本，因為情況將更糟。
這種不討論國家規模、歷史、型態、時空，就直接把兩個國家比較的做法，我們會用「刻舟求劍」來形容。
中國和日本相似的有：東亞國家、強調集體主義、政府深入參與國家經濟房地產走弱、人口老齡化、社會債務負擔加重等。
但中日有許多不可比較的地方。
一，中國是超大型國家，有巨大的市場，可以內循環爲主，以外循環爲輔的「雙循環戰略」。
日本則是一個資源嚴重缺乏的出口導向性國家，日本是非常依賴外貿的國家，所以80年代「廣場協議」一簽，日本外貿急劇下降，國內製造業快速下滑，房地產崩盤。
二，在新興產業方面，日本根本沒法與中國比，如互聯網、5G、數字經濟、新能源、電動車、大飛機，還有造船、航天、軍工等，中國都走在世界最前沿。
三，最重要的是日本不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是美國的附庸。這一點在討論日本為何九十年代衰落時，以往着墨是不多的，我可舉一例。
在日本對美一系列談判（半導體、日元等）失敗後，日本企業就產生悲觀預期，就是日本政府不能在政治上保護日本企業，日本企業會想到一旦在技術領先，就會被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打壓，結果哪一間日本企業還敢在技術上超越美國？
於是，我發現日本企業在互聯網、智能移動設備上的投入非常保守，只敢守在傳統的汽車、電機、家電等行業。
更因為日本沒有獨立的主權，所以不敢用行政手段扶持本國企業。
反觀中國，我們的近代史從硝煙瀰漫、艱苦卓絕的革命戰爭年代，到一窮二白、篳路藍縷的建設歲月；從波瀾壯闊、驚濤拍岸的改革時代，到朝氣蓬勃、意氣風發的新時代，都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勇於犧牲、披荊斬棘、砥礪前行，才有了我們今天獨立自主的中國。
這就是中國和日本最根本不同的地方。
文：悠 然
學研社成員、傳媒人、經濟人，從事媒體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長發掘繁雜時事問題背後的故事，並把過多的好奇投入到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現爲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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