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真，無論是反對派寫手，還是境外媒體，近期抹黑和醜化香港的手法，真的越來越低端，其言論實在讓人忍俊不禁。以近日香港文憑考試放榜為例，不少媒體都把焦點放在考取全科5**的學生之上，並把他們稱之為「狀元」。為此，曾在《蘋果日報》撰文的專欄作家馮曦乾在其網上專頁撰文，借機批評古代中國的科舉制度，然後筆鋒一轉，指一個崇拜狀元的社會，無疑是悲哀的，繼而歌頌台灣教育當局的所謂「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很明顯，馮氏整篇文根本是無理取鬧。首先，坊間雖把公佈DSE成績稱作「放榜」，但考評局從來不會像過往的科舉放榜一樣，對外公佈考生的名次，更不會公佈考生的成績。事實上，當局只把考生分為幾個籠統的等級，而非具體的總得分，本身就是想消除公眾、家長和學生過份計較成績的心理。換言之，現時媒體為何能得知誰人考得全科5**的成績，主要是透過詢問校方得知，甚至有可能是校方主動告知。
其次是DSE考得全科5**稱作「狀元」的稱謂，是媒體報導時所用的比喻，在未改用DSE前的會考，傳媒已把拿取十科優等的成績稱作「狀元」。然而，無論是DSE還是過去的會考和高考，此類公開試跟封建時代的科舉制度，根本不是同一回事，把DSE成績優異者稱作「狀元」，更是類比不當。須知道，古代科舉是招聘朝廷官員的考試制度，跟今日的DSE則是本地大學聯合招生的公開試，兩者性質上完全不同。
換言之，跟古代科舉所考取的功名不同，學生在今日的DSE取得優異成績，頂多只對升學有幫助，又有何資格以「狀元」類比之？更不要說古代科舉是面對全國的招聘試，DSE只面對香港此一彈丸之地。若真是要類比的話，可能只有特區政府公務員事務局舉行的綜合招聘考試(CRE)，才算是比較接近古代的科舉，但即使是在CRE考取第一名，也跟全國第一的「狀元」相差甚遠。
況且，從漢語文字學的角度而言，媒體將DSE考取全科5**者稱作「狀元」，本來便有扭曲字義之嫌。先不說科舉自宋代起，考試已分為三級，只有在最高級的殿試裡考取一甲第一名，才會被稱作「狀元」，「狀元」作為一個中文名詞，其「元」字本為會意字，象人(儿)上加一點，本義為人頭，引申為首名、第一之義，今日之DSE根本不會公佈考生的實際總得分，我們自然無法得知誰人才是真正的第一，又何來「狀元」一說？
由是觀之，馮氏煞有介事地指出古代科舉之弊，以此抨擊今日香港有所謂的「崇拜狀元」之風，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因為無論從性質、模式還是考試內容上，現代公開試都跟過去的科舉不同，把DSE成績優異者稱作「狀元」，本來便是媒體張冠李戴之舉。馮氏以媒體的張冠李戴，作為攻擊現行公開試制度的突破口，難道不是捉錯用神嗎？
至於媒體熱衷於報導誰人成為「狀元」，做過媒體工作的人都知道，新聞報導的篩選權，本來便在編輯手上。換言之，如今這種每逢DSE放榜，媒體便跑去訪問所謂「狀元」的報導現象，只能反映編輯們的偏好，頂多是反映媒體人覺得這類題材「有市場」，根本推導不出整個社會在「崇拜狀元」。既然如此，馮氏所抨擊的所謂「崇拜狀元」之風，難道不算是打稻草人乎？作為時事評論員，淪落到為了政治表態而去打稻草人，這樣才是真正的可悲！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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