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鄭上任之初提出「土地大辯論」。然後再提出「明日大嶼」計劃，促使大眾進行「明日大嶼大辯論」，拖延了好幾年仍沒有落實建屋大計。
● 公屋輪候時間增至6年左右，超過20萬人居住在「籠屋」及「劏房」。
● 本屆政府力推修訂《逃犯條例》，稍後為暴徒所挾而選擇「跪低」，最終使局面一發不可收拾，香港持續爆發了超過半年的「黑暴」。
● 在「黑暴」持續爆發期間，暴徒有清算警隊的要求，林鄭不只一次的放風建議考慮順應民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有人認為她打算出賣警隊。
● 在「黑暴」發生的後期，仍堅持「區選」，並沒有加強把關，讓暴徒及主張港獨人士可順利入閘並且當選，使大部份建制派在「區選」中潰敗。
●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針對性封鎖內地卻對海外入境人士過份寬鬆，使海外疫情倒灌以至香港爆發第2至第4波疫情。及後，港府依從專家之建議而拒絕實行「強制全民檢測」，亦沒有推行「健康碼」，至今無法做出有效的「病毒追蹤」，以至疫情拖拉至今，「通關」無期。
以上諸般事件，相信讀者都不會感到陌生。我們不必把問題都怪罪於林鄭，但亦不妨抽離一點看，為何由公務員班子領導的政府會弄得一團糟？我們當中有什麼啟發？
1. 儘管林鄭班子與商界的關係不算十分友好，但原來由公務員領導的政府，但凡做出任何決定，依然會過份向商界傾斜。到底公務員政府是害怕商界，還是在情感上早已認定商界巨頭為「老闆」呢？
2. 公務員政府因循舊習，不肯突破自己。自以為做事謹慎保守，卻因缺乏政治智慧而反過來讓政府承受不必要的風險。例如：
▪︎ 早年港府力推《23條》而失敗，本屆政府便一直不敢推行《基本法23條》的立法工作，只不斷推搪及拖延。但同時間，本屆政府卻反而要強行修訂爭議性更大的《逃犯條例》。
▪︎ 政府面對「暴動」時絕不能心慈手軟，就算不以強硬手段鎮壓，亦不可能在暴徒前「跪低」，否則形勢將一發不可收拾。此外，政府更不可能出賣一直盡忠職守的執法機關。香港以中央為後盾，更加沒有必要這樣做。林鄭政府面對惡勢力而「一跪再跪」，已可看出整個班子都缺乏政治智慧，亦毫無承擔，最終使香港當時的形勢更凶險。
▪︎ 由於港府在回歸之初曾提出8萬5房屋政策而遭到反對。本屆政府在房屋政策上仍不敢在私樓上訂下有意義的目標。在樓價大幅攀升以至泡沫問題惡化之際，仍不敢下定決心推出中長遠之規劃。只不斷以「土地大辯論」或「明日大嶼大辯論」的方式拖延下去。
3. 由林鄭領導的公務員政府，表現得與內地關係十分疏離。除了持續一年多的疫情裡，至今仍不肯在抗疫上自我完善及虛心採納國家的建議之外，在日常工作上也似在閉門造車。例如，林鄭原來的計劃裡，根本並沒有打算出席深圳開放改革40年的慶祝活動，最後才更改行程。
4. 林鄭於出任特首前，曾參與跟泛民的斡旋工作，與泛民的關係反而比與建制派的關係好得多。在《港區國安法》成立之前，現屆政府的施政都傾向與商界及泛民討價還價，但卻完全忽略同屬執政聯盟的建制派之想法。這個重視泛民卻鄙視建制派的作風，使港府出現了一個嚴重孤立的現象。或許林鄭與執政官員與泛民政客的關係維持得不錯，但當泛民金主或外國勢力下令要對港府作出「總攻擊」之際，林鄭與諸位泛民政客所建立的所謂「友誼」便即化為烏有。另一方面，林鄭至今亦沒有做好與建制派溝通工作，造成後來的孤立局面。
5. 林鄭多次公開發言裡，都顯得其「離地」，明顯對民間疾苦一無所知。例如，她認為少年人住「劏房」只是一種個人選擇，純粹涉及私穩問題，並非房屋政策失誤所致，全盤忽略少年人無力「上車」的問題。值得留意的是，林鄭似乎樂於表現得「離地」。例如她主動告知傳媒打算到便利店買廁紙，在鏡頭前表現得不懂用八達通。到底她是單純的「離地」，還是不以「離地」為恥，或甚至乎以「離地」為榮呢？
6. 我們不應只針對林鄭一人，而是這些事情可以讓我們去想清楚，到底整個香港公務員問責團隊的「三觀」是否有問題呢？例如。到底港府抗疫專家只是因為個人利益立場驅使下，才經常與內地對着幹，還是他們真誠的認為英美的抗疫方式比內地好？到底特首林鄭跟着專家的立場，公開批評內地政府建議的「全民檢測」並不科學，只是盲從權威，還是真誠地相信「全民檢測」違反科學？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有什麼啟示？
回歸24年以來4任特首的情況，我們可以有以下的總結：
● 首4任特首的人選，剛巧由「愛國商人」及「公務員」以「梅花間竹」的方式出現。於「愛國商人」執政期間，縱有長遠發展藍圖，但卻會遭到各界人士的重重阻撓。「公務員政府」則傾向妥協，算是過渡性質的「看守政府」，但兩屆「公務員政府」皆沒有什麼作為，並使本港深層次的社會矛盾進一步惡化下去。
● 如此一來，如果我們期望香港在「選舉改革」後，將出現進一步的政府及公務員體制革新，並可以真正刷新「土地改革」及「經濟改革」，則要期望在「愛國商人」陣營中找到願意擔當重任的「代表」出來擔任特首。但由於任何有意義的改革都會對既得利益者構成影響而遭到反對，在香港政制上需要先把既得利益者的影響力大幅削減，才可以減少推行改革時的阻力。當然，暫時最大的問題卻是：到底這「代表」可以往那裡尋呢？
● 新任特首除了要熟知政府架構及理解公務員運作之外，還要知道香港政府制度的弊端，並對其短處痛心疾首。反過來說，任何認同或欣賞港府公務員制度的人，都不見得會對港府行政上作出有意義的改革。基於其眼界的局眼，亦未必能為港人刷新吏治。換句話來說，任何過份認同或欣賞港府公務員制度的人，都不會是特首的理想人選。
● 當然，如果本屆政府順利過渡及繼續執政，其實亦無不可，但我們需要先加強對特區官員及整體公務員之約束。例如，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由「港區國安委」總領其事，一改從前港府官員互相推卸責任的情況。又例如在「選舉改革」後，我們有「資審會」為港人的選舉「把關」，有效阻截港獨勢力滲透香港選舉，並非再由原來的公務員團隊負責。此外，我們如何讓新一屆政府有效地在防疫及公共衛生安全上與國家對接？怎樣使港府下定決心地把水平不足的港府抗疫專家解僱呢？既然港府及香港權貴都毫無「大局觀」，並逐漸喪失「自我修復」能力，我們或許需要建立一套清晰的制度，讓港府高層對中央及對香港市民負責，並清楚列明一系列的KPI (關鍵績效指標)及建立出清晰的賞罰機制。
總的來說，我們經歷了4任特首，筆者認為由誰當特首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始終是要先建立一套有效及忠實的執行機制，並把一直惡意阻撓港府施政的勢力掃除，香港才可以「由亂到治」。最後，在「土地改革」及「經濟改革」上肯定會再引起社會爭拗，新一屆政府的路並不易走。
文：寒柏
從事金融業，自由撰稿，醉心武俠小說創作；近期發表《汴京遊俠傳》、《獵頭交易》、《清明上河記》和《天人》等小說。著作還包括《金庸雅集：武學篇》和《金庸雅集：愛情、影視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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