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把權力集中到底是新中國的優點，因為在一窮二白的年代，集中力量辦大事是至關重要的，試想想在建國不到三十年，中國在各方面的表現都是無與倫比的，舉幾個例：
- 在軍事上，幾乎打贏了所有的對外戰爭：抗美援朝、中印自衞反擊戰、抗美援越、珍寶島之戰、西沙收復戰等戰爭，以劣勢的裝備，以弱勝强，一洗百年挨打的耻辱。
- 在經濟上，用25年時間把一個完全的農業國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爲主的國家。1952年，工業只佔國民生産總值的30%，農業産值佔64%，到1975年，這個比例顛倒過來了，工業産值佔國民生産總值的72%。國內生産總值以年均9.8%的快速遞增，中國經濟與美國比由1949年的28倍變爲1978年的5.52倍，中國躋身世界第六大工業國。
- 教育上，國民識字率從20%上升到80%，掃盲一億人，小學在校生達創紀錄的1.5億人，入學率達97.3%，普通中學在校生1977年達創紀錄的6780萬人。
- 醫療上，建國後的前三十年，基本消滅了血吸蟲、性病、痳瘋、天花、鼠疫、霍亂等惡性傳染病。國民平均壽命由35歲增加到65歲。
以上這些成績，是在經歷了長達幾十年戰亂的窮困的廢墟上，在物資資源極貧乏的基礎上，在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和極少外援的情况下起步發展的，沒有一個集全國力量的中央政府是辦不到的。
然而，中國的中央集權3.0的精妙不僅在集權，也在分權，中央和地方有一個開放的結構，將多種政治制度和多種區域形態整合到一條發展軌道中，簡言之，是以中央統一領導，引導地方自主，朝着統一的方向發展，實現全國範圍內的共同發展。
在地方制度層面，中國實行因地制宜原則，除省級行政區劃外，還設置了直轄市、民族自治區、經濟特區和行政特區等不同形態的地方單位。為促進地方發展，中央對特定區域分別進行特別授權，有的授權甚至不惜突破現有基本制度框架，如香港的「一國兩制」，中央除了保留主權等權力，在包括基本政治制度在內的廣泛領域內，都允許行政特區實行自治。
這種制度設計平衡了中央集權和地方權力。中央負責重大政方針，如國家方向、經濟路向、外交、國防、人口控制等領域，各省則負責實際經濟事務、地方建設。政策由中央制定，地方執行。中央在制定政策時，經常會諮詢地方政府的意見。 學者鄭永年稱此一制度為：「行爲聯邦制」，並指：「這一制度的中心特徵，促成了中國層出不窮的地方創新和高速的經濟發展。同時，單一制的集權政治架構，又確保中央對地方擁有相當的控制權，能夠推動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學者周黎安在《轉型中的地方政府》一書提出了「政治錦標賽」理論，比喻中國的地方政府就像參加錦標賽，形成地方政府的競爭機制，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在這個制度安排下，地方加强基礎設施建設，優化資源配置。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已73年，在這73年中，不但解決了百年朝代更替的問題，如政權轉易、軍閥割據、海上侵略、殖民勢力、資本入侵、政治代言等，也一併解決了千年以上的民族蛻變問題，如農業轉工業人口、政制落後、文盲遍地、各式的地方主義（鄉紳治鄉、宗族械鬥、擁兵割據）和男女不平等。從中華帝國到一個真正現代共和國的轉型，這是新中國對中華民族在制度上的最大貢獻。在70年的探索、試錯和實踐中，中國完成了中央集權的現代化，並使中國復興有一可靠的載體。
文：悠 然
學研社成員，香港七十後傳媒人，港大經濟系畢業生，從事媒體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長發掘繁雜時事問題背後的故事，現爲自由撰稿人，幷把過多的好奇投入到中國近代史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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