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定於本月1日實施的垃圾徵費計劃，在年初鬧得沸沸揚揚的情況下，押後至8月實施。當時本欄已經指出，徵費計劃差不多觸動到所有階級的奶酪，押後既不能讓反對者變為支持，還會讓別有用心之人更多時間做文章，借徵費計劃發動軟對抗，加上計劃實施後必定有人違規丟棄垃圾，即有機會在執法過程遇上反抗，甚至可能被有心人炒作而成了騷亂的導火索，所以從管治角度而言，計劃與其押後不如擱置。
及至港府於上月底火速完成廿三條立法，部分外國政客和媒體循例鬧一陣子之後，根據本地的輿論生態，不論是各路網絡水軍，還是主流媒體，都需要找一個可供炒作的新話題，剛在全港14個試點搞起「先行先試」的垃圾徵費計劃，自然又再變成城中熱話，加上計劃本身有太多甩漏之處，例如指定垃圾袋不可降解又易穿、本可被用來裝垃圾的膠袋變成「廢物」，還有當局如確保「三無大廈」住戶用指定袋的問題，都為人們提供抨擊和反對的理由。
在網絡輿情發酵過後，便輪到了部分建制派落場發功。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接受訪問時表示，如不做不好環保設施而全面推行，引致混亂況風險好大，政府應審慎因應實際情況再作評估；同屬民建聯的全國僑聯前副主席盧文端則撰文，宣稱香港應聚焦經濟民生，又指垃圾徵費計劃是當年「激進反對派」提出的建議，上屆政府在泛政治化高壓下訂出的政策。
平情而論，垃圾徵費為何會引來反彈，所有執行細節層面上的甩漏，都不是真正原因。一切的問題關鍵，可不是指定袋要市民多掏了錢，或者是所謂擾民，而是徵費本意就是要市民減少消費，跟商界賴以發財的消費主義背道而馳，假若計劃真是能降低市民的消費意慾，便會打擊整個消費市道，若再加港人北上熱潮的影響，部分人自然開始擔心，計劃施行會間接地推高吉鋪數字，最終損害到食利階級的利益。
可以說，自反對派在完善選制之後退場開始，某項政策只要碰到食利階級的既得利益，除非是什麼政治硬任務，否則總會有建制中人出來跳草裙舞，意圖推倒重來。粉嶺高球場如是，明日大嶼如是，長者乘車優惠如是，垃圾徵費亦如是。讓人感到懊惱的是，反對垃圾徵費的理由，要指出問題的話可以很多，毋須埋怨到所謂激進反對派的頭上。
任何一個稍懂上網的人，都知垃圾徵費計劃的建議，最早出自政府於2005年公佈的推出「都巿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2005-2014)」，並建議是政府於2007年向立法會提交垃圾徵費的條例草案。當時負責環保政策制定的是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是廖秀冬，屬特區政府首批政治任命官員。縱觀其履歷和政治背景，對方被時任特首董建華邀請加入政府前，曾擔任北京奧組委的環保專家及代表，跟反對派完全沾不上邊。
事後，隨着董辭職曾上任，廖秀冬的位子被邱騰華取代，到12年換上了黃錦星，垃圾徵費的條例草案要到18年才出籠，但當時的反對派，正在經歷14年佔中失敗後的政治低潮，民建聯還能在九龍西的立法會補選勝出，社會當時決非處於所謂的「泛政治化高壓」的環境，某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若非翌年的2019年，港府聽從了某些建制派議員的建議，透過修訂《逃犯條例》來解決陳同佳涉嫌在台殺人的問題，單靠當時反對派的政治能量，也未必能鬧出什麼太大的動靜出來。
退一步而言，即使有人硬要認為，環保政策是反對派支持的主張，但垃圾徵費草案通過，是在2021年8月26日，當時主流反對派因4名議員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後被褫奪資格，已於2020年11月宣佈集體辭職，只剩鄭松泰一人。更有趣的是，當時投下39張贊成票的，全部都是建制派議員，唯一的一張反對票，是當時沒參加反對派總辭的鄭松泰，而當時還有建制派議員宣稱，立法會若由反對派佔多數的話，草案未必能順利通過。
之所以要翻這些舊帳，不是要為垃圾徵費護航，特別是計劃從本質上而言，更像是以環保之名徵收累退稅，但無論是因何理由，或者從哪個階級立場反對垃圾徵費，我們都應該尊重歷史。即便是當日建制派有其他的考慮因素，才會全數支持垃圾徵費的法案通過，今日他們要轉換立場，也只能說自己過去考慮不周。總之，自反對派總辭之後，還去玩啥事都怪反對派的那一套，便跟倒自己米再無分別了！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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