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陣營一直給人的感覺是「面目模糊」，無論是形象、談吐、出身、立場甚至是模樣皆大致一式一樣，哪怕是區議員也好、立法會議員也罷，普通市民也要花很大的力量和時間，才能對傳統建制陣營議員有基礎認識，大部分建制議員皆缺乏可供辨別的「個人風格」，偶爾讓別人察覺到的特徵也大多是一時的「失言」和「謬誤」，或者是一些不太光彩的「醜聞」，這當然某程度上是主流媒體敵意立場的渲染，但更大的原因實是出於建制陣營傳統選拔人才的標準和模式。
香港主要建制政黨都希望向所謂「中間」靠攏，他們認為傳統專業界別，以及本身起碼出身於中產階層的「青年才俊」類型人才，對上可以令資產階級的「世伯」階層接受，對下可以光鮮職業和知識分子形象，吸引「草根」階層仰慕，做到「上下通吃」，因此「名校畢業」、「專業人士」、「家裏有錢」這三大特徵，基本構成了建制陣營選拔人才的「入門要求」，偶爾出現一些「草根英雄」也絕不被建制領袖待見，始終「青年才俊」才是建制政黨的「香勃勃」。這種人才選拔要求甚至出現了一條「鄙視鏈」：富過三代的「世族」只會認同位處相同階層的「世姪」、暗裏鄙視白手興家的「暴發戶」，而「青年才俊」就是「世族」和「暴發戶」爭取的主要人才，前者需要這些出身較接近的才俊充作工具和代理人，後者以為只要吸收足夠的「才俊」就能與「世族」平起平坐分庭抗禮；而沒有家底非名校出身的草根蟻民，哪怕才能多麼出眾也根本不被「暴發戶」所重視，更遑論被「世族」看入眼內？
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階級社會，「暴發戶」抑或是「才俊」，無論是加入大黨祈求獲取政治力量、加入公務員政黨謀求「起機」當官、抑或是削尖頭殼鑽到「世族少爺」身邊當「傍友」務求「識多啲人」；絕大部分也只是希望循參與選舉和政治，躋身「世族」階層，哪怕是當他們的僕人也好。從這些出發點投身政治的「青年才俊」，在這個政界遊戲規則之下，意味只要得到「揸旗人」的歡心，就可一朝「中舉」脫穎而出，一登龍門身價十倍。因此在香港「正途」入行的「才俊」首先要學會「服從」絕不忤逆「揸旗人」；其次是「廣結善緣」不要開罪任何陣營內的「朋友」，若不跟隨這個遊戲規則的人立即會被邊緣化，甚至動輒被「自己人」圍剿消滅，因此有能力保有個人風格的建制人士稀如鳳毛麟角。而建制陣營之內利益關係千絲萬縷各據山頭，要完全不開罪任何一方，意味着政治立場的闡述空間極端狹窄，就算必須對一些「大是大非」事件表達立場，也要投鼠忌器多番衡量，以免「得罪」別人而影響自己的「政途」，試問在這個官場文化之下，就算體制內的有能人才也要跟隨「行規」畏首畏尾，愛國陣營又怎可能大規模出現「性格鮮明」的政治人？在綁手綁腳的情況下又怎能與對手相抗呢？
另外由於教育界、傳媒界、社福界幾十年來全由反對派把持，反對派在大中小學、廣眾階層的經營樹大根深，「人才池」比建制陣營深厚太多；建制派缺乏對年輕知青階層的經營和吸引力，只能靠有限的現存青年網絡中「圍爐」取才，久而久之肯定出現人才網裙帶關係，所以建制內部出現「政二代」或者「家族內傳承」的情況越來越頻繁，而這層「關係紐帶」的排他性又進一步抗拒鮮血加入，加上前述的體制內選才標準，使建制戰將越來越「面目模糊」，在這個土壤環境之下「內強質素，外樹形象」又談何容易？雖然反對派的人才選拔方式與建制陣營大同小異，但在基本控制青年一代的情況下，基礎海選人數廣闊使挑選能力較為全面的人才的機會較大，令大眾出現「建制內人才不如反對派人才」的感覺。
「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人材只有經歷過「生死關頭」方能顯出光芒。三國時代曹操三發「求賢令」，不問出身只求才幹，故能「拔于禁、樂進於行伍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 其餘拔出細微，登而牧守者，不可勝數。」故曹魏一代人才輩出實力強橫，最後承繼魏國龐大體量和資產的司馬晉朝，才能輕而易舉的蕩平天下一統中原。香港經歷大亂之後，理應可以破格求變大治可期，既然國家已經為「治港愛國者」訂出人才要求和準則，筆者衷心希望香港愛國陣營能打破建制的壟斷，選拔出真正的治港人才。
文：陳思靜
擊劍任俠 快意恩仇 浪蕩宦海 十載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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