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幾篇文章，都容易讓人產生一種錯覺，便是本欄支持同性婚姻應獲法律承認。其實本欄只是想借今次同婚爭議，指出管治層面的三大隱患：一是慎防有人特別是宗教勢力，在國史和文化教育上搞僭建；二是慎防有宗教勢力利用旗下數量龐大的教眾，影響選舉甚至遙控香港的權力機關；三是防止有公職的政制中人，可以隨便地發表個人意見，甚至指稱某事涉及國安，泛化國家安全，並意圖拿香港的國安系統當槍使。
畢竟，香港在完善選制之後，兩場選舉所顯示的投票人數，大約在125至130萬左右，而根據港府統計數據，佛道兩教信眾超過二百萬，天主、新教兩教合共85.9萬，回教則有30萬。跟中國傳統宗教不同，洋教教義排他性較強，資源和組織網絡龐大，更有跟境外教會勾連，若有勢力故意挑起旗下教眾關注的議題，激發他們的「護教」情緒，便有足夠能力左右選舉，甚至誘使部分建制派充當對方在議會內的喉舌。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定，今次同婚案爭議的主角岑子杰，本身是反對派的一員，部分反對派組織過去亦熱衷於推動同志平權，部分本地同運組織亦有國際背景，但當局仍應視同婚爭議為人民內部矛盾，更不能單純地用「敵人支持便反對」的思維對待同運。只要對方以合法途徑爭取同婚的法定地位，當局便不應干預，所謂建制派更應在同婚問題上保持中立，不摻和到當中的爭議裏去，避免成了任何一方的打手。
另外我們也不能否認，終審庭在岑子杰案的判決結果，實在有值得商榷之處，特別是在港府沒為同性伴侶提供婚姻外的替代方法，是否違反《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人權法) 第14條的問題上，其判決更是讓人摸不着頭腦。為了解箇中問題，我們先看看第14條的原文：
(一) 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
(二) 對於此種侵擾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
如此一來，法庭便應證明同性伴侶在締結事實婚姻後，會因為政府沒提供婚姻註冊外的替代方案，而令其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被無理或非法侵擾，例如：被逼對外公開自己已締結同性事實婚姻之事實，其住所因締結同性事實婚姻而被搜查，或者其通信因締結同性事實婚姻而被監控，但法庭似乎沒這樣做。反之，法定的註冊婚姻制度或其他替代方案，某程度上倒是要求同性或異性配偶公開其個人私隱，讓政府乃至公眾得知對方的婚戀狀態，以此換取政府給予法定配偶的各項特權。
是故，如果說港府沒有為同性伴侶提供註冊婚姻外的替代方案，讓同性伴侶未能享受異性配偶同等的法律保障和特權，因而構成歧視，或許還能說得通，雖說結婚可獲更高免稅額和更快的輪候公屋時間，你也可說措施對不婚主義者構成不公。然而，說沒有婚姻以外的替代方案，將對同性事實婚姻的家庭私隱和通信構成無法或非法侵擾，則實在是有點牽強，終審庭當時五名法官中，亦有兩名法官提出質疑，只是最終仍以三比二的結果判政府敗訴。
在此情況之下，由於人權法是為了實施《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 而訂立的本地法例，而《基本法》第39條又訂明《公約》在港適用條款繼續有效，所以視作所謂的「違憲」，而今次是終審判決，所以有人建議港府提請人大釋法。然而，這一做法真的可行嘛？另有一點是反同婚陣營不願或不敢提及的，便是港府不論是否被判敗訴，亦可以自行立法的方式，為同性伴侶提供婚姻以外的替代方法，只是為了文章的可讀性，只好遲點另撰一文再說。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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