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提到，為了一國兩制能夠行穩致遠，香港在國安法實施和完善選制後，本來應把精力放在緩解社會的深層次矛盾，提升市民獲得感之上，但現實的客觀情況卻是：部分所謂建制派開始向工商界傾斜，並提出一些右傾的政策建議和意見。某程度而言，造成此一現象，既是跟傳統左派在港英時代被打壓有關，造成香港在後過渡期所建立的愛國愛港統一戰線時，階級立場極其複雜。
另一方面，由於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香港作為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資產階級法權早已形成，而港英政府為了維持其殖民統治，則一直宣揚所謂的積極不干預主義，造成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之內，仍沿襲着這種治港思維。與此同時，由於香港在回歸之後，建制與反對派一直處於政治對抗的狀態，造成建制內的傳統左派即使不認同積極不干預主義，也只能硬着頭皮支持港府。
可是上述提到的本港政治生態，已隨着國安法的實施，以及香港選制的完善而被改變。過去浮面的反對陣營大致上已樹倒猢孫散，加上作為最大反對派的民主黨不派人參加兩年的立法會選舉，所謂建制派現已掌握立法會90席中的89席。在此情況之下，現屆政府若真是有心化解香港積存已久的深層次矛盾，提升草根乃至夾心階層的獲得感，照道理應該再無阻力，但實際情況卻是如之前所言，部分建制派大老選擇了「唱反調」，箇中原因在某程度而言，其實亦是跟香港的選制被改變有關。
誠然，隨著香港完善選制決定的落實，亂港勢力混入建制的機會率確實因此而大跌，但在四成議席循功能組別選舉產生，四成議席循則由選委會間選產生之後，代表草根和工人階級的議席比例亦大幅下降，其他專業界別的代表，由於多數為中產或小資產階級，其意識形態上則很易向大資本家傾斜。另一方面，由於地區直選的議席比例下降，過去需要在地區直選奪取議席的建制派政黨，現在可循其他選舉方式取得議席，造成他們立場上即使向商界靠攏，也不用擔心自己因流失選票而喪失議席。
至於需要派人參加地區直選的建制派政黨，除了少數工會出身的參選人外，不少政黨的階級立場本來便是傾向中產甚至是大商家，加上傳統反對派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選擇蟄伏下來，並在前年的立法會選舉中缺席，部分人便可能因此而認為香港的政治局勢已定，選舉後只需口頭上宣稱自己愛國，在涉及維護傳統國安層面的問題上，力挺中央和港府，便能保住票源，毋須再做任何事情去爭取草根的支持。
可以說，部分建制派公開地顯露自己的右傾立場，跟其缺乏憂患意識有關，不明白政策上若是越發向大商家傾斜，將會激化香港本已尖銳的階級矛盾。除此之外，由於香港沒有完善的政治捐獻制度，部分建制派政黨的營運和選舉經費，往往要依賴商界的支持。正所謂「吃人嘴短，拿人手軟」，部分建制政黨為了爭取對方財政上的繼續支持，便有可能因此而不敢公開反對右傾的經濟和民生政策，甚至徹底淪為對方的代言人。
撇除選舉生態的改變，以及有利於商界的政治獻金制度，議員本身可身兼數職，以及所謂的「旋轉門」現象，亦有可能加劇整個建制派的右傾。跟公務員不同，不論過去還是完善選制的立法會，都沒規定議員不能被商業機構聘用，特別是功能組別選舉產生的議員，當選者往往是業界中的翹楚，造成他們在立場必定天然地傾向商界。況且，由於現行法例從不規定議員在落選或棄選之後的一段時間內，不得商業機構聘用，當局自然亦無法阻止議員收取「延後利益」。
由是觀之，反對派在完善選制後的蟄伏，消除了部分建制派的選舉壓力，過去的憂患意識亦隨之而消失。另一方面，隨着立法會選制的改變，以及尚未完善的政治獻金和「旋轉門」制度，亦令議會內代表草根的聲音變弱。當然，比起立法會的右傾跡象，葉劉淑儀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早前在粉嶺高球場收地，以及在長者乘車優惠的政策上，公然地唱反調，可能問題更大，但要探討箇中成因，又要花上不少篇幅。為了照顧當今社會的閱讀習慣，增加文章的可讀性，這一問題只好遲點另撰一文再說。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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