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之大者」是習近平主席念茲在茲、時常提及的高頻詞，指的是關係到國家前途命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人民幸福安康和社會長治久安的大事。習主席強調，各級地方政府對「國之大者」要心中有數，時時刻刻把國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要位置；要有戰略觀、大局觀和系統觀，善於觀大勢、謀大局、抓大事；要「多打大算盤、算大賬，少打小算盤、算小帳」；要把地方工作融入國家發展全域，兼顧國家和地方利益，做到既為一域爭光、更為全域添彩；要強化責任擔當，不折不扣地落實中央決策部署和各項政策措施。這實際上體現了中國傳統的治國理政思想，契合古代先賢推崇的觀念：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域者，不足謀一域」。
作為中國一個地方政府的公職人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管治團隊理應響應習主席的號召，在工作中始終心懷「國之大者」。作為公職人員，特區政府問責官員、公務員、立法會議員、紀律部隊人員都必須百分之百地為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服務，杜絕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可能發生的任何實在或潛在的衝突，其行為不得損害「國之大者」。在廣大市民眼裡，政府代表着國家，是國家的具體化，而政府則通過各個職能部門行使國家權力，國家、政府、政府部門以及部門官員之間的關係呈現模糊狀態：「部門官員=政府部門=政府=國家」。實際上，四者之間存在「委託——代理」關係，面對立法會裡反對派力量可以忽略不計的現狀，在制度約束和社會監督機制弱化的情形下，管治團隊成員更應注意自身行為檢點。
近來香港冒出諸多熱點問題，管治團隊的不同派系在處理意見上出現明顯分歧，迄今為止仍不能達成共識。其實，只要相關公職人員認真領會習近平主席的諄諄教誨，把國家和香港的利益置於派系和個人私利之上，再難的問題也能迎刃而解。具體到這些爭議性問題的處理方案上，各方宜遵循「幫法、幫理、不幫親」的原則，多想想「國之大者」，努力維護香港政治系統的總體穩定，而不是片面追求一個或幾個社團的利益。
首先，法治的嚴肅性和權威性不容踐踏。在現代社會中，市民建立起一套對同一法律和條規的規範性期望。那些權利受到侵害的人，就會規範性地期望他人支援自己的訴求，而社會也期望大家會協助此人去捍衛權利，而不是沉默地接受權利被侵害的事實。所以，法律系統作為一個針對所有社會成員的整體，其實正是在對同一法律和條規的規範性期望基礎上進行運作的，只有通過這樣一種反身性運作，法律系統才得以確立自己的權威，成為現代性的一部分。也正是在這一前提下，社會才能產生對於法律的信賴和支持。這也正是現代法治社會區別於非現代文明的關鍵所在。如果一個社會中出現兩種法治、兩種規範標準，尤其是「立法者」、「執法者」本身以雙重標準參與社會活動，那麼社會對法律和條規，要麼無所期待，要麼期待適用特權者的法律和條規。如此，市民對制度的信仼不復存在，現代社會的秩序不復存在，市民要麼遠走他鄉，要麼訴諸大規模社會運動，重建同一的法律和條規體系。
其次，處理問題要以事實為根據，公正公平，符合邏輯，做到「是其是，非其非」。各方都可以就熱點問題提出意見，但需要尊重事實，以解決糾紛為最終目的。任何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都有責任提供證據，並進行有效的符合邏輯的解釋。如果僅僅從立場出發，從社團利益出發，相關各方熱衷於潑婦駡街似的口水戰，那麼這只會令香港政治進一步變質。如果解決方案與事實真相完全無關 ，那麼糾紛的解決將被市民視為朋黨政治，所涉各方就會失去民意支持。這種方案即便被冠以正義的美名 ，即便在媒體連篇累牘地重複，但終究錯誤就是錯誤，假像就是假像，它不可能令市民心服口服。政府一旦長期失去市民的信賴，其自身的正當性就岌岌可危了。在處理這些問題時，解決方案如果不能在統計意義上做到與客觀事實保持一致 ，那麼市民普遍就會相信政府的立法和施政充斥著不公和不義。
再次，處理問題要跳出部落主義的窠臼。香港是一個受部落主義影響較深的經濟體，部分社團和公職人員傾向於排外的親密小圈子交往，並且不斷強化小範圍特殊利益，甚至佔山為王，黨同伐異，這導致他們對所在社團的忠誠度遠遠高於對民族國家的認同，經常把社團利益與國家利益對立起來。其實，前幾年猖獗的排外本土主義，也與政壇的部落主義蔓延有關。對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忽視導致部落的認同聚焦在社團利益上，也導致部分人藐視「國之大者」。國安法實施和新選制確立掃除了反中亂港分子，但並不能包治百病，特別是不會有力遏制部落主義。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徹底消除此現象是一項久久為功、常抓不懈的工程。
當前香港新法新政初立，百廢待興，亟需特區政府彙聚萬眾一心的力量，戰勝一切艱難險阻，取得更新、更大成就。針對目前出現的一些爭議，管治團隊成員在分析和處理問題時，宜首先從大處著眼，站在國家、社會、整體、全域的角度考慮社團和自身發展定位。「國之大者」關乎香港未來發展根本，管治團隊必須對「國之大者」了然於胸，並將其體現到謀劃重大戰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務、推進重大工作的實踐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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