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提到，西方勢力自香港進入過渡期開始，透過散播西方民主理論，藉此在意識形態層面發動認知作戰，從而令香港陷入無休止的政制爭拗，以及隨之而產生的社會撕裂。值得注意的是，隨着新冠疫情爆發，社會上出現越來越多的所謂抗疫策略爭議，亦有可能是另一種形式的認知作戰，令香港乃至國家陷入非傳統安全層面的威脅。
有人或者會說，抗疫策略和措施的討論，是一個醫學問題，其實不然，因為我們不但會審視現時傳播的病毒變種速度、傳播率、重病率、致死率，以及會產生後遺症之外，還要探討採用某種策略或措施的實質操作性，而大部分人探討實質操作性時，亦不會只談人力或物力上是否做得到，還會探討採用某項措施的代價，當中必然涉及社會資源分配及再分配，以及誰會在某種抗疫策略下受益或受損的問題。
是故，討論採用何種抗疫策略，從來是一個政治課題。提出不同的抗疫策略主張，往往不只是影響着主張者的利益，還會影響着主張者背後一大群人的利益，甚至會影響着本國乃至是其他國家的利益，所以當我們主張採用何種抗疫策略時，某程度上已反映着主張者支持為某種策略所付出的代價，從中亦反映着討論者所信奉的意識形態。
以所謂「與病毒共存」的主張為例，其實並不是新鮮事物，說得直白一點，不過是「自然群體免疫」的新瓶舊酒，而所謂「自然群體免疫」，便是不採取人為干預任由疫病自然傳播，最終使得很大比例的人口在感染之後，要不病故、要不獲得免疫力，從而令其他尚未有免疫力的個體因此而免受感染。
事實上，英國在2020年爆發新冠疫情之初，其首相約翰遜已提出過類似主張，只是當時立即引起公眾譁然，批評此一做法是拿國民作白老鼠，是「不負責任」、「危險」和「狂賭」，之後英國才採取起人為干預的抗疫措施，直到去年7月，西方開始改稱「與病毒共存」，並且逐步放寬各類抗疫手段。
當然，若要細分「與病毒共存」與「自然群體免疫」，兩者仍有些微差異，例如：所謂「與病毒共存」會鼓勵大眾接種疫苗，這亦算是一種人為干預的抗疫手段，問題是現時的疫苗未能有效防止突破性感染，病毒又隨着交叉感染而不斷變種，而變種後傳播率更高，所造成的公共醫療系統被擠兌，又會推高致死率，還未說痊癒仍有的後遺症問題，所以無論接種覆蓋率如何，所謂「與病毒共存」依舊無法達致「自然群體免疫」。
換言之，所謂「與病毒共存」在現階段而言，並未能降低感染率、重病率、致死率和痊癒後患上後遺症的人數，可見西方國家採用此一抗疫策略，顯然不是因為醫學上的效果更佳，而是他們可能認為，錯過了積極人為干預的最佳時機，病毒擴散幅度已大至無法切斷所有社區內的傳播鏈，又或者涉及一些其他的政治或者經濟上的考量，因而認為「代價」太大。
例如：不同年齡層或社會階層，感染後對於公共醫療服務的依賴程度不一樣，或者不同階層的感染率因居住環境和社交圈子而存在差異，又或者對於某些階層而言，部分人為干預措施弊大於利，損害到他們的既得利益，而西方國家政治體制的設計本身，又令從政者更容易向某些階層傾斜，最終令那些國家在現階段便放棄積極的人為干預，而是主張所謂「與病毒共存」。
由是觀之，從疫情爆發開始，部分西方國家早已不打算採用人為干預方式抗疫，只是最初引起民眾譁然，於是等到疫苗誕生之後，便用「與病毒共存」這個新瓶，裝「自然群體免疫」的舊酒。耐人尋味的是，當西方改變抗疫策略之後，為何外媒、香港本地媒體，以及內地輿論，都開始出現「與病毒共存」的主張呢？很明顯，這些抗疫策略上的爭議，其實是在發動「認知作戰」，至於原因為何，為免本文篇幅太長，只好遲點另撰一文再說。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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