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徵費這話題，過去已寫了多次，本已不欲多談，奈何除了網上輿論之外，部分所謂建制派亦輪流發功，先有人無視歷史事實，把垃圾徵費說成是「激進反對派」的主張，以及「上屆政府在泛政治化環保的高壓下訂出的政策」，之後輪到建制最大黨的前主席出場，擔心8月如期推行垃圾徵費，將會引起混亂，近日又有建制派智庫的頭領在報章撰文，指垃圾收費不是23條立法，不存在非做不可的問題，又指先行擱置計劃，是管治能力的表現，並不損害港府的管治威信，亦不存在所謂「跪低」的問題。
說到管治威信和「跪低」，便不禁讓人想起2019年的《逃犯條例》修訂爭議，法案遇上了反對派拉布，以及黑暴衝擊立法會之後，政府決定暫緩立法，但黑暴並沒因此平息，於是政府再讓一步，宣佈正式擱置立法。接二連三的讓步，結果反而是助長了黑暴氣焰，讓對方以為自己的極限施壓湊效，於是加碼提出所謂的「五大訴求」，反對派更公然勾結境外勢力，慫使別國以制裁手段逼港府再「跪低」，直到中央決定出手制定《港區國安法》，風波才得以平息。
有人或者會說，修例風波是由反對派發動，對方利用了當時香港在國安層面的法律缺位，縱容他人發起暴動，甚至公然勾結境外勢力，推行所謂的「攬炒計劃」，以求謀取香港的實質管治權。如今香港已有國安雙法及雙執行機制，同時在完善選舉制度和地區治理之後，「愛國者治港」原則基本落實，加上垃圾徵費是單純的民生事務，現時提倡擱置實施者，都是所謂的建制派，所以兩者有着本質上的分別。
然而，雖說當時的反對派，是反修例的主力，但所謂建制派真的沒人跳反乎？明眼人心知肚明，否則法案委員會換上建制派後，何以依舊不作為，逼使政府繞過直上大會二讀？況且，現時港府面對的情景，也是讓步宣佈暫緩之後，有人覺得施壓方式有效，於是想逼政府再跪一次。兩者之間的唯一區別，是當修例以立法失敗收場，垃圾徵費是反對派於2020年11月宣佈立法會總辭後，在當時反對派只剩鄭松泰一人下，於21年8月由39名建制派全數贊成通過。
因此，比起修例風波，今次事件的性質更為惡劣，因為反對派意圖推倒政府所有政策，是在野勢力爭取支持和票源之法，但垃圾徵費法案當日是在建制派全數支持下通過，即使現時出現了爭議，被指計劃在執行中有甩漏，照道理也應全力為計劃保駕護航，最多是提出一些可作改進的建議，特別是加入了行政會議，成為「執政聯盟」一員的建制派政黨。若是當初支持了法案通過，到了現在又轉過頭要求政府再押後實施計劃，這難道不是背刺政府的行為乎？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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