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提到，全國人大的3.11決定雖列明，將會設立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但是並無授權資審會審查公職人員事後違反聲明或誓言的問題。及至近日，為了落實3.11決定的《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修正案正式通過，大家若有細閱條文的話，便會發現上述問題依舊存在。
根據附件一和附件二均規定：資審會根據國安委審查意見書而作出的候選人資格認定，不得提起訴訟。這是首次以明文規定，司法機關沒有候選人的最終資審權，亦從側面反映着中央對於香港司法機關的信任程度。然而，對於候選人取得參選資格後違反聲明，或者當選人宣誓後違誓的情況，附件一、二依舊沒有賦予資審會審查和仲裁的權力，即是會根據《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把違反聲明或違誓的仲裁權，交予香港法院。
這便引伸一個司法機關能否嚴正辦案的問題：眾所周知，香港法院存在過大的保釋酌情權、保釋條件決定權，以及沒有客觀準則的量刑酌情權，結果造成多宗疑犯棄保潛逃，以及被告罪成但被法官「放生」的事件。與此同時，在之前多宗涉及修例風波的案件當中，我們都能從部分法官的判詞當中，隱約地看出法官裁決涉嫌受其個人政見影響。
說到這裏或許有人會說，之前黎智英被高院保釋後，其裁決立即被上訴庭和終審法院推翻，以及律政司二月時曾經公布，去年律政司所提出的17宗刑罰覆核申請，已裁決案件中有11宗申請得直，不是證明法院的上訴機制有糾正能力乎？這是把法院懂否糾正下級法院的錯誤判決，跟保釋條件和量刑缺乏客觀準則混同。
舉個例子：立法會前議員區諾軒，被控前年用「大聲公」襲警，原本判140小時社會服務令。律政司不服，提出覆核刑期，上訴庭最終在上月23日裁定原審裁判官原則上有錯，改判區諾軒即時監禁9星期。此案判決確實糾正了下級法院的原則性犯錯，但是根據《侵害人身罪條例》第36b條，襲警罪最高刑罰是監禁兩年，區諾軒最終只被判處入獄9周，其客觀的量刑標準是甚麼？判詞說的所謂被告有良好背景，又是否法官說了算？
至於黎智英案，他的保釋申請被推翻，主要是因為他涉嫌觸犯《港區國安法》，而《港區國安法》第42條訂明：「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不得准予保釋」。換言之，如果黎智英不是涉嫌觸犯《港區國安法》，他會否成功申請保釋，甚至是保釋成功後潛逃，便成了未知之數了。
因此，坊間已有不少聲音，要求政府設立量刑委員會，亦有聲音質疑特首未有好好運用實質的法官任命權，淪為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橡皮圖章，更有聲音建議政府減少聘用外籍法官的數目。然而，不論司法機構還是港府本身，對於坊間的批評，還是設立量刑委員會的建議，都是持否定的態度。在此情況之下，把公職人員違反聲明或違誓的仲裁權，交予香港法院，究竟是否合適呢？
更重要的是，比起公職人員違反聲明或違誓的仲裁權，上述提及的問題，更會影響到其他涉及《公安條例》案件的審理，即是坊間戲稱的「警察拉人法官放人」現象，而從現屆特首和幾名高官的言論當中，已能預料司法若要改革的話，其真正阻力來自哪裏。在司法改革未能以本地立法方式完成的情況下，為了落實愛國者治港，中央又應否考慮再次出手，為司法機構也來一次「微創手術」呢？這是有關方面需要考慮的問題。
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一點需要注意：不論是選舉制度改革，還是司法改革，都只是改動了香港現存的政治上層建築部分，對於思想上層建築，以及香港原有經濟基礎所帶來的深層次矛盾，則是未有觸及。因此，如何變革香港的思想上層建築，藉此增加其反作用力，以及化解香港經濟基礎所帶來的深層次矛盾，從而使到一國兩制真正地行穩致遠，亦是一個值得各界深思的問題，無奈本文篇幅已經太長，所以只好遲點另撰一文再說。
文：陳凱文
學研社成員，香港投資日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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