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以來，反中亂港的支聯會都會以「悼念」所謂六四事件之名，申請舉辦遊行和晚會活動，今年亦不例外。及至近日，支聯會表示收到警方的通知，指遊行未能符合《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的規定，拒絕批准支聯會的集會和遊行申請，並表示他們則將根據《公安條例》第16條的規定提出上訴。
平情而論，在現時新冠本地個案尚未清零，而且仍偶然出現源頭不明個案，加上疫苗接種率偏低，在此情況之下准許遊行和集會，萬一參與者當中有人已遭感染，或者是隱形病患，便會極易造成交叉感染，並把病毒帶入其他社區，造成進一步的擴散，最終有機會使到本地感染個案數字回升。
事實上，印度新冠個案在4月份急升，跟當地在疫情尚未受控之下，接連舉辦地方選舉、節日慶祝和宗教集會，有着直接的關係。畢竟，大型聚集只要人數一多，便難以讓群眾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即使參與者有配戴口罩，也不能完全保證對方全程配戴，更不要說配戴口罩此一行為本身，其實無法完全隔絕病毒循飛沫的方式傳播。是故，在疫情尚未平息之前，禁止任何類型的大型聚集，實在有其必要。
說到這裡有人或者會說，支聯會在申請遊行和晚會之時，已表明他們會安排參與者保持每四人一組，每組聚集人數保持一點五米的距離，但是只要參與者當中出現隱形病患，所謂的四人一組，其實是阻止不到病毒傳染給組內的其他人，亦阻止不了其他人受感染後，不會在返回住處時，傳染交通工具內的其他乘客，或者是其他親密接觸者。
與此同時，即使支聯會在舉辦遊行和晚會期間，會有所謂糾察隊維持四人一組，但是他們如何保證參與者服從糾察隊的安排？假如對方不服從，糾察隊又能有何手段確保對方遵照四人一組的規定？萬一對方因為不聽從糾察隊的安排而爆發糾紛，並因而造成遊行和集會出現騷動，對方又能怎樣恢復集會和遊行的秩序？換言之，支聯會提出四人一組的聚集概念，只能依靠參與者自律，而且沒有防止病毒在大型聚集中傳播的科學根據。
更重要的是，即使撇開公共衞生的問題不論，支聯會在《港區國安法》在港實施之後，依舊意圖藉着舉行遊行和晚會，宣揚所謂「五大綱領」的主張，本身便有着違法的嫌疑，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五大綱領」的主張，蘊含誇大官方當年平息風波手段的內容。舉個例子：當年官方即使是以武力手段平息風波，也未曾出現無差別攻擊北京居民的情況，支聯會卻將此誇大為所謂的「屠城」，顯然是以失實陳述的言論，引發他人憎恨或藐視中央政府，涉嫌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和第10條的煽動意圖罪。
二是「五大綱領」當中的所謂「結束一黨專政」，是故意以失實陳述，醜化國家現行的人民民主專政和多黨合作制，並揚言要「結束」此一制度。基於多黨合作制和人民民主專政是憲法所規定，亦是實行社會主義此一根本制度的基石，在此情況之下，支聯會則以失實陳述而加以醜化，意圖藉此煽惑他人憎恨此一制度所產生的中央政府，從而達致他們「結束」或推翻此一國家根本制度，便有着觸犯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嫌疑。
由此可見，即使沒有新冠疫情的爆發，支聯會在《港區國安法》在港實施之後，依舊以所謂的「五大綱領」煽惑他人憎恨中央政府和國家根本制度，警方為了防止罪案發生，已有必要依照《公安條例》第9條或第14條的規定，以維護國家安全而有需要為由，禁止支聯會繼續舉行遊行和集會。
文 : 文兆基
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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