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三年，無論是黑暴或疫情，坊間、社交平台和通訊軟件群曾謠言滿天飛，更有已倒閉的媒體以捏造故事當新聞販賣，再配合個別網媒的內容農莊，信息真偽難辨。當中，有人惡意散播虛假消息，但也有人被刻意誤導後，卻「好心」轉載，陰錯陽差被利用成了傳播假消息的幫凶。
其他的假消息，還包括把舊新聞重新以「新聞」包裝並推出；又或把一段虛構設計對白與某名人相片巧妙地拼在一起，誤導讀者陳述是節錄自名人；此外，更有「張冠李戴」或「斷章取義」，甚至乎是是AI智能技術，模仿名人的聲線或從聲音數據庫抽出特定詞彙再作拼合，名人因而被「插贓嫁禍」代言，再以訛傳訛。
其實，如果沒有新聞話語權或消息發放平台，要透過公眾渠道澄清謠言確實不容易，百辭莫辯，只能透過訴諸法律，透過提出誹謗訴訟，要求發放虛假消息者，澄清及撤回不實陳述，但很多時候，虛假信息發放平台或討論區帳戶持有人在境外，又或平台因聲稱涉用戶私隱而拒絕合作，而且誹謗訴訟操作耗時，很多時假新聞已經發酵，假消息已向接收群眾進行「洗腦」，造成先入為主和難以扭轉的觀念，即使撒回或澄清也已無補於事。
取締假新聞須透過立法手段，造成阻嚇作用，而且把惡意發放假新聞、假消息刑事化，治亂世用重典，也須加重違者的罰則。既然建議是刑事化，那麼執法和調查也應交由警方處理，而受假新聞、假消息所影響的企業、團體、組織或個人，也應可以透過民事索償，向肇禍者追討因假新聞、假消息而造成的合理損失。
當然，也有聲音或會指出，涉事者可以以不知情、本身被誤導、信息來源未被核查、引用錯誤渠道、甚至乎打錯字而引起的美麗誤會等為由作為合理辯解，又如果假新聞發放者屬於傳媒機構，究竟除了假新聞發放者須負上刑責外，校對者、審稿編輯、總編輯和新聞機構則是否需要背負刑責，這點需要在立法時一併考慮及釐清。
以澳門特區為例，澳門特區《民防法》第25條、澳門特區《民防綱要法》更已把「突發公共事件」定義為「自然災害，意外事故、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等，即如果在假消息在疫情等突發公共事件構成社會威脅，同樣可被治罪。新加坡的《防止網路假資訊和網路操控法例2019》(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 2019)則賦予該國政府指定部長法定權力，強制要求發佈者及包括境外平台移除涉虛假的消息，並追究發放和散佈謠言者。
國際形勢複雜，如果假新聞的發放，涉及有組織的境內外敵對行為，更應視為違反國家安全法並依法辦理，甚至乎，如果發送者涉外國記者，或涉收受境外資金而發放的撰稿人、媒體人或時事評論員，或是來自境外的來稿/投稿，須強制對來稿者作出登記和背景審查。至於如果發放假新聞、假消息網媒的伺服器在境外登記，香港特區官方新聞機構如新聞處須及時作出譴責、澄清和聲明，以正視聽，避免香港公眾被該等假新聞、假消息所誤導。
文：朱家健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理事、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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