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受國務院委託，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說明關於提請解釋《港區國安法》有關條款的議案，所謂人大不會釋法的坊間傳聞，已經不脛而走。然而，由於執筆一刻，釋法結果尚未公布，我們自然不知今次釋法只是針對國安法被告人聘請外地律師一事，還是會借機檢討《港區國安法》實施兩年多以來，在司法實踐過程衍生的各種法律問題。
之所以會這樣說，是因為《港區國安法》第65條規定，釋法權只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條文並無把釋法權賦予香港法院或其他特區的權力機關。然而，《港區國安法》在實施兩年來的司法實踐中，香港法院其實已不下一次擅自釋法，甚至還曾把部分本地法例或案例僭建在《港區國安法》之上，因而作出一些乖離《港區國安法》規定或立法原意的判決。
這類疑似擅自釋法，或者把部分本地法例 / 案例僭建在《港區國安法》的判決，筆者過去曾撰文剖析，當中包括：
一，黎智英保釋案，原訟庭曾判定《港區國安法》第42條的批准被告人保釋條件，跟本地《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條一樣，終審庭雖後來推翻判決，但其實也是擅自釋法，以及在《港區國安法》第62條沒有授權下，擅自判別上述本地法例有否跟《港區國安法》牴觸。
二，何俊仁保釋案，由於《港區國安法》第42條沒明確述明何謂「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法官於是在沒有尋求人大釋法的情況下，疑似把對方健康欠佳作為可以保釋的「充足理由」，批准何俊仁的保釋申請。
三，呂世瑜原案及上訴案，呂世瑜在開審前認罪，原訟庭本想引用本地「吳文南案」的認罪扣減原則，扣減對方三份一刑期，但被控方指被告所犯屬案情嚴重，結果根據國安法的法定最低刑，判處入獄五年，被告提出上訴，質疑國安法的法定最低刑應為量刑起點，但被上訴庭駁回，並指出認罪非《港區國安法》第33條的認罪扣減情節。上訴庭的判決雖屬撥亂反正，但其實也是在擅自行使釋法權。
四，賢學思政案，法院因在呂世瑜案前作出判決，而又判定被告人案情不屬嚴重，因而引用「吳文南案」的認罪扣減原則，同時引用「馬俊文案」，強調被告有否悔意，不構成加刑或使案件變嚴重的因素，因而判王逸戰、陳枳森及朱慧盈獲減刑三份一，同時以黃沅琳案發時只有 19 歲為由，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9A條，判對方入教導所。縱觀整場判決，法官其實是擅自動用國安法的法律衝突判別權，把多條本地法例及多個本地案例僭建於《港區國安法》之上，讓被告人刑期被大幅度減輕。
由是觀之，香港法院擅自釋法，以及擅自動用國安法的「法律衝突判別權」，並非始自黎智英請洋大狀案，上述判決其實還涉及下列條文，應當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
一，《港區國安法》第42條中，「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中的保釋條件中，「充分理由」的實質意涵包括什麼；
二，法院頒布的宣告刑，能否低於《港區國安法》第三章「罪行和處罰」所列明的法定最低刑，或在何種情況下可低於法定最低刑；
三，除《港區國安法》第33條述明的法定減刑情節外，香港法院可否根據其他本地法例 (如：《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9A條) ，以及本地案例( 如：吳文南案) 減刑；
四，哪個權力機關有權根據《港區國安法》第62條，判別香港本地法律規定是否跟《港區國安法》牴觸。
從常理去推斷，人大今次釋法未必會觸及上面提到的幾個問題，但從維護中央事權的層面來看，人大常委會未來確實有解釋上述幾個法律問題的必要。另一方面，由於是次黎智英請洋大狀案，出現了法院在人大釋法前已作終審判決的情況，所以今次釋法，亦有可能會提及釋法的溯及力問題，亦有可能建立一套釋法機制，避免香港法院在釋法前已作判決的情況再次出現。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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