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高等法院就唐英傑申請人身保護令的案件作出判詞，當中談及《港區國安法》的解釋問題。判詞表示，根據莊豐源案及終審法院過去多次裁決，應以普通法解釋《基本法》，而《港區國安法》也是全國性法律，既然同樣是全國人大通過的全國性法律，所以看不出有什麼其他理由在解釋《港區國安法》時，不跟從這個既定做法。
為此，港府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李浩然日前撰文，認為法院不應單純因為《基本法》和《港區國安法》皆是全國性法律，而認定《港區國安法》應用普通法原則理解，並建議《港區國安法》所引起的疑難問題，應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釋，以免本地法院出現誤讀，香港法院亦應以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為準。
然而，不論高院還是李浩然，都似乎忽略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那便是：香港法院究竟是否有權解釋《港區國安法》。根據《港區國安法》第65條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整條條文並無任何字眼提及香港法院。根據公權力「法無授權即禁止」的原則，香港法院並無《港區國安法》的解釋權。
因此，爭論香港法院應否用普通法解釋《港區國安法》，不過是模糊了焦點，讓人誤以為香港法院享有《港區國安法》的解釋權。同樣道理，李浩然建議《港區國安法》應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釋，此一做法亦是不妥，因為《港區國安法》第65條同樣沒有授予最高人民法院釋法權，最高人民法院自然亦是沒有釋法的法理基礎。
與此同時，高院引用莊豐源案，作為香港法院應用普通法原則解釋《港區國安法》，亦是錯誤引用案例，因為《基本法》第158條賦予了香港法院釋法權，只是在第三款訂明：香港法院若是解釋《基本法》關於自治範圍外的條款時，須在終審判決前提請人大釋法。然而，《港區國安法》並無提及香港法院解釋權，莊豐源案不能作為香港法院享有《港區國安法》解釋權的法理依據。
由此可見，高院在唐英傑案中擅自解釋《港區國安法》的條文，本身便是越權，違反《港區國安法》第65條的規定。正確做法應是香港法院遇上釋法問題時，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釋法，而不是自行越權解釋。此外，高院現時既然已經越權釋法，特首根據《基本法》第43條有着「雙負責」的憲制功能，便應把此事向國務院遞交報告，再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進一步釐清《港區國安法》的解釋權問題。
文 : 陳凱文
學研社成員，香港投資日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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